公元420年，正值元熙二年，晋武帝司马德文将皇位让给了宋王刘裕。刘裕，这位庶族出身的年轻将领，凭借非凡的才能和决绝的手段，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战胜了那些掌握权力的士族大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东晋的政权因此彻底崩塌，走向灭亡。此后，刘裕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宣告东晋的终结。

东晋政权历经一百零四年，期间更换了十一位皇帝。尽管这段时间在魏晋南北朝的纷乱历史中并不算短，但相比其他中国古代王朝的存续时间，东晋的存在显得尤为尴尬且短促。其政治体制虽不算落后，但却无法应对那个时代的诸多内外挑战，导致东晋的崩溃，甚至让人怀疑它是否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果从政治体制角度来看，东晋的治理模式并不算古老落后。它实施了一种君主与臣子共同治理的政治形式，王导这位出身贵族的高官，鞠躬尽瘁，致力于缓和士族之间的矛盾，使得各大家族能够放下分歧，携手共治。然而，尽管有些士族如谢家能以较小的兵力，凭借其精湛的战略在与苻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东晋为何依然无法走向辉煌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东晋法律体系的缺失。名义上东晋推行“君臣共治”，但这种制度缺乏法律的保障，导致了治理模式的脆弱性。东晋建立初期，皇帝司马睿将行政权交给王导，军事权则交给了王导的堂兄王敦，这一做法标志着王导和王敦成为了政治与军事的双重核心。理论上，他们应与皇帝共同治理国家，形成君臣一体，协同合作的局面，但实际操作却未能落实到位。

没有法律保障的君臣共治完全依赖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各方掌权者的野心逐渐膨胀，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在没有清晰的法律与制度界定的情况下，司马家族担心自己的权力被旁落，士族之间也充满了权力争斗的阴谋与算计。这种情况早在东晋的初期便显露出来，尤其是王导个人的贡献不可忽视。他通过建立了强大的士族联盟，帮助司马睿成功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虽然王导曾拒绝了司马睿提出的与其平起平坐的邀约，保持了臣子的身份，但王导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

然而，尽管有王导在，王家依然逐渐展现出更大的野心。曾有一句街头巷尾流传的俗语：“王与马，共天下”，暗示了王家与司马家争夺天下的局面。王导掌握了行政大权，而王敦则控制着兵权，二者势力强大，形成了两股有力的政治力量。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谁又会甘心共享天下的权力？这种权力斗争滋生了不断扩大的野心，最终导致了东晋内部的混乱和动荡。

东晋的乱象尤其体现在士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上。四大家族在朝政中轮流掌权，各自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导、庾亮、桓温和谢安四大家族的斗争异常激烈，彼此的矛盾几乎贯穿了整个东晋的政治历史。除了这些大家族之外，其他士族之间的摩擦同样没有停止过。东晋的建立依赖于士族的支持，然而，在面对外敌的压力时，士族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士族们不敢轻易冒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合作才能维系东晋的政权。

然而，这种依赖士族的合作也并不稳固。当前秦的军队南下逼近东晋都城时，士族们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促使他们暂时放下彼此的矛盾，在谢安的领导下共同抵御外敌。然而，这种合作是脆弱的，战后，士族们的争斗并没有停止，孙恩之乱、桓玄之乱等内乱接踵而至。苏峻之乱期间，建康城的许多宫殿被焚毁，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历史损失。东晋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尽管它以“共治”之名兴起，却因这种制度的不完善而走向了衰败。

从东晋的兴衰来看，君臣共治的体制既是它崛起的原因，也最终成为了它崩溃的根源。若当年司马家族不与其他士族共享权力，也许东晋不会因为士族支持而得以立国。然而，在外敌的威胁下，司马家族不得不与士族共治，分享权力，以求国家安稳。但这一“共治”体系的缺陷最终使得东晋无法在士族之间找到真正的合作，导致内乱不断，最终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