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原名北蒙，是商朝中期至晚期的都城，商朝人称其为大邑商，历史上后人则称其为殷墟。自从商王盘庚迁都至此，这座城市成为了商朝的国都，并且长时间作为政治中心存在，达273年之久，占据了商朝国祚将近一半的时间。直至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纣王继位后，才扩建了殷墟南部的军事要塞——沬邑（朝歌），并且将其作为行都。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以“殷有重罪”为名，率领三千虎贲兵和四万五千甲士，发起对朝歌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商纣王在败北后自尽。商朝的灭亡，标志着这座存在了超过五百年的古老王朝的终结。曾经的大邑商也随之沦为后人眼中的“殷墟”，被镐京（今西安）取而代之，成为了新都城。

自1928年起，殷墟的考古发掘正式展开。经过90余年的努力，考古学家已经清理了超过一万座的墓葬。这些墓葬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商朝晚期社会的宝贵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依据墓地的年代划分，明确将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对应商王武丁前期，第二期涵盖武丁至祖甲时期，第三期属于廪辛至文丁时期，第四期则与帝乙和帝辛（纣王）时期相关。

其中，殷墟第四期的文化面貌能让我们窥见商朝末期的社会风貌。然而，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却与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末代王朝形象相去甚远。首先，关于墓葬的发现，墓葬数量的增加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特别是在殷墟的西区、孝民屯、大司空、戚家庄等墓葬区，第四期的墓葬占比超过62%。这说明，在纣王时期，商朝的国都人口远远超过了前期，甚至可能超过前三期总和。

从社会人口构成来看，最大的比例是自由民，其次是奴隶，军队人口排在第三，最少的是王室和贵族。这一现象表明，商朝末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贵族阶层相对减少，而自由民与奴隶的比例则在上升。

其次，殷墟的建筑也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在第四期，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四合院”式建筑群，这些建筑的数量和复杂性远超以往的半地穴式建筑。此外，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族邑家族墓地之间的“空白地带”逐渐消失，土地的使用效率大幅提升，这直接反映出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国都的空间需求。

再者，青铜器的变化也揭示了商朝末期的文化特点。虽然商周时期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黄金时代，但与西周的青铜器相比，殷墟出土的中晚期青铜器器壁较薄，纹饰也简化了，这给人一种末世王朝衰退的印象。然而，殷墟四期的考古却揭示出不同的真相，纣王时期的青铜器生产技术并没有倒退。实际上，这些器壁较薄的青铜器主要用于随葬，而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不仅没有退步，反而出现了创新。体型更大、壁厚、更精美且纹饰更加繁复的新型礼器，如华冠凤鸟、方座器等，都在殷墟四期文化中找到了陶范。这些技术进步证明了商朝的国力仍然强盛。

殷墟四期所展现出的这些繁荣景象，与我们传统上对末代王朝的认知大相径庭，完全无法体现出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历史上，周武王伐纣时常常强调纣王的暴虐无道、众叛亲离、国家衰弱，但殷墟的考古发掘显然揭示了一个与此不同的现实。在当时，商朝的主力军并不驻守在国都，而是远征至东夷地区。事实上，周武王宣称的快速灭商的故事也并不完全可信。在一些西周文献中，提到纣王的大军临阵倒戈，周武王仅用一夜便轻松战胜商朝，但另一部分记载却描述了这场战斗异常激烈，血流漂杵，俘虏众多。殷墟四期的考古成果清晰地表明，商朝的灭亡并非因为衰败和内部动荡，更多的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包括主力军外调以及周军的突然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