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注定了是不平静的日子。

大清的局势像夏日的炙热一般，令人不安，让人坐立难安。

最为焦虑的，必然是太后。

慈禧太后一生充满了艰辛与曲折，已经65岁的她依然早起晚睡，为那个“不成器”的光绪帝操心。

她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祖宗留下的基业若毁在她手中，岂不是耻辱。眼前的大清已经摇摇欲坠，纵使他人不言明，她心中却早已如镜般明晰。

内忧外患，朝野动荡不安。

外患方面，列强像蚂蚁一样蜂拥进入大清，随时可以挑起事端。

内忧，则来自一股新兴的民间力量——义和团，这些闹着要练拳的民众正在迅速壮大，带来了一股不容忽视的风暴。

太后深知，外部的列强并非短期内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眼下最急迫的，便是如何应对这群闹得沸沸扬扬的“拳民”。

关于义和团的问题，朝廷内部的声音分歧明显，有人主张安抚，有人主张平定。

封建王朝一遇到危机，总会出现两种声音——主战与主和。

虽然这很矛盾，但也并不意外。常常，主和派的声音会占据上风。

对于皇家来说，花钱买平安是最简单、最省力的办法，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且皇家永远不缺钱。

这一次，义和团问题也一样。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主和派最终获得了太后的支持。

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虽然武力雄厚，但在忠诚上远胜洋人。与洋人相比，义和团并没有更大的野心，仅仅是为了些微的利益而已。

因此，不如将他们收编，将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为朝廷效力。

义和团与洋人开战，胜负无论，对大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局面。

即使洋人打死了义和团，至少可以平定国内的乱局。

荣禄与王文韶这两位主剿派的大臣深知，太后已经铁了心，要支持义和团。面对朝廷的决策，他们只能默默接受，不再坚持，任由太后与主和派自作主张。

大清办事的速度一向迅速。开完会议后，第二天人事变动就立即生效，载漪被任命为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负责人。

载漪是个极具特色的人物，在大清的官场中，他几乎是反外最强烈的代表。

在他看来，所有与“洋”有关的东西，都应从大清的土地上清除出去。

载漪一旦接手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实际上就是大清朝在官方层面公开对列强宣战。

太后的用人变动，让列强的代表们深感不安。

这一举动令一些与西洋有过接触的地方大员也开始慌张，他们深知朝廷此举无异于自掘坟墓。

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急躁而果断。长期在地方上任职，与洋人有较多接触，他十分清楚大清与列强之间的差距，以及义和团真正的实力。

他知道，虽然义和团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但他们的行动并非如同想象中那么顺利。

他迅速向朝廷的主剿派领袖荣禄发出电报，强烈建议将义和团的活动限制在天津以外，必要时可以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张之洞在电报中分析，眼下大清已经被列强蚕食，形势异常紧急，绝不能再让义和团参与任何国际事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荣禄收到电报后，心里十分认同张之洞的观点，但面对太后的压力，除了沉默，也只能继续保持沉默。

刘坤一也通过电报向载漪表明，不能再让义和团肆意扩展。然而，主和派的高层并未改变态度，仍在策划着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

刘坤一怒不可遏，提出了著名的“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论调。

大清并非缺乏智慧者，只是缺少具有决断力的人。

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代表，山东巡抚袁世凯内心深处也认同张之洞和刘坤一的观点。然而，他明白此时的大清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袁世凯向来如此，随风而动，见风使舵。

他明白，如果与太后立场不合，必然会受到惩罚。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他向外界发出了支持义和团北上的通告，同时暗示，真正的义和团应当奔赴京畿与列强对抗，而那些留在山东的义和团成员，必定是别有用心之辈。

这样一来，义和团的北上已成定局，而袁世凯也为清理那些滞留山东的假义和团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李鸿章在南方也向朝廷发急电，强调外患当前，必须先安内，并要求立即剿灭义和团。

然而，朝廷依旧放任义和团蔓延，毫无改变。

1900年6月的夏天，空气凝重压抑，紫禁城内弥漫着战争的气息。

最初，义和团的战斗力并不差。

6月18日，八国联军的指挥官西摩尔率队从天津出发，途经廊坊时遭遇义和团的伏击，爆发了著名的廊坊大捷，联军损失惨重，西摩尔只得退回天津。

太后与载漪看到义和团首战告捷，内心无比激动。

“看吧，朝廷果然是英明的，谁说义和团没有战斗力？”

6月21日，慈禧太后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急忙发布了重要命令：

第一，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十一国宣战；第二，通过电报指示南方大员广招义和团，为朝廷对抗列强。

然而，盛宣怀，这位大清少数的开明官员，看到了这一狂野举动的危险，决定采取行动。

他扣押了圣旨，并延缓了其传送时间，向南方的大员发出了紧急电报，提出了“东南互保”的战略。

盛宣怀的这一决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提出的“东南互保”将成为日后历史发展的关键。

随着盛宣怀的行动，大清的守旧派在风雨中逐渐摇摇欲坠。

在东南互保协议达成后，清朝的旧秩序最终宣告破裂，为民国的混乱局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