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25日，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后要实行特赦”，公安部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列出了293名在押战犯，其中有13人由于某些原因无法特赦，决定继续关押。然而，毛主席认为公安部的决定不够果断，要求全部释放，包括这13人。毛主席强调：“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他指出：“人家放下武器已经25年了。”他还特别提出释放战犯时要举行欢送会，热情招待他们，提供丰盛的鱼肉餐，并给予每人100元零用钱，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同时，毛主席提到有些人虽然年老病重，但依然具备一定能力，应该给予治疗，像对待干部一样关心。

2月27日，毛主席在杭州作出长篇批示，强调了释放战犯的决定和相关细节。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七批特赦名单，293名在押战犯正式被释放。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特赦。当天，最高法院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举行了特别会议，发布了特赦通知，并向战犯们发放了特赦证明。

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回忆道，当他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改为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一名称也不再使用，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时，所有被释放的战犯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举起拳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抚顺战犯管理所中释放的战犯中，黄维是最为著名的一个。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最初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8年才被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黄维出生于1904年，江西贵溪县人。14岁时，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与比自己大4岁的学长方志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黄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甚至有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他当年报名黄埔军校时，复试的主考官竟然是毛主席。当时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非常隐秘，各地考生先经过初试，再由毛主席亲自负责上海地区的复试工作。黄维在回忆中提到：“那时我和方志敏等人来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人正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从那时起，我就与主席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跟随蒋介石参加了东征北伐，屡建战功。20岁时，他就当上了团长，24岁升为旅长，34岁成为军长，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表现卓越，屡次为国捐躯，建立了不朽的战功。然而，解放战争期间，黄维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他错误地选择跟随蒋介石投身内战，成为了国民党军第12兵团的司令员。

黄维兵团被视为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其目的是解救被困的黄百韬兵团，并夺回宿县。虽然黄维兵团屡次试图突围，但每次都未能成功，最终在双堆集被解放军包围。为了扭转战局，黄维甚至计划使用毒气弹。虽然有军官反对这一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蒋介石却批准了这一决定，并派遣空军为黄维提供毒气弹。这些毒气弹最终导致了大量解放军官兵的伤亡。

在解放战争后期，黄维兵团的覆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2月15日，黄维兵团的主力全军覆没，仅剩副司令胡琏等少数人逃脱。黄维被捕后，毛主席最终决定宽恕他，并表示黄维只是执行命令，不需处死。因此，黄维得以生还，并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过程并不顺利，他一直拒绝认罪，时常以古诗自励，并频繁挑衅其他战犯。甚至他曾讥笑其他战犯没有气节，自己则认为始终坚持信念，心高气傲。然而，黄维渐渐产生了思想上的变化，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转变。

1975年12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之一获得了特赦。自从1948年被俘后，他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了27年。黄维获得特赦后，相关部门为其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台湾方面提出为黄维提供路费，并承诺补发他自1948年以来的工资。然而，黄维决定留下来，表示对共产党有恩，尤其是没有杀他，并且照顾了他的家庭。于是，他选择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担任文史专员，并享受全国政协委员的待遇。

黄维的妻子蔡若曙，曾被称为比电影明星还美，苦等黄维20多年，从未放弃。夫妻二人终于团聚，黄维的孩子们也都在新中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儿子黄理毕业于浙江大学，女儿黄敏南毕业于复旦大学，黄慧南也完成了高等教育。

恢复自由后的黄维，特意前往西柏坡纪念馆，想弄清楚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是如何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的。站在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展板前，他感慨万分，并对讲解员表示，毛主席打败国民党，不仅仅靠武器，更依赖的是民心。

1977年，黄维与小女儿黄慧南一同南下考察，拜访了方志敏烈士的墓地。站在墓碑前，黄维默默鞠躬，内心充满悔恨与自责：“方大哥，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他被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也埋葬了其他12位国民党高级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