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最初将临时政府设在了南京。然而，袁世凯在窃取了革命成果后，背离了《临时约法》，把自己的政治大本营移至北京，将其定为首都。虽然如此，孙中山最初的首都设想并非南京。根据《与章太炎的谈话》，他曾提到：“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他认为，如果仅仅想要国家安定，可以选择将首都设在武昌；若想扩展势力到周边小国，应定都西安；而若想成为亚洲的主导大国，伊犁则是最佳选择。

那么，孙中山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早在1887年，他就开始思考首都的问题，提出了“一都四京”的构想。这里的“一都”指的是武汉，而“四京”分别是东京（江宁）、西京（重庆）、南京（广州）、北京（顺天）。显而易见，当时他心目中的首都首选是武汉。

到了191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对武汉作为首都的理由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提到：“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夫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候至穷朔者……”他认为，一个理想的首都，首先应处于国家的中心，方便南北各地的联系与交流；其次，地理位置应避开外海，减少外部列强的威胁；第三，它应远离封建残余的势力，并且能够为辛亥革命提供坚实的支持。武汉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辛亥革命的起义正是在武汉爆发，革命力量和群众基础在这里扎根，并且武汉远离北方的封建中心北京。

武汉不仅是中国的地理中心，还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便利，列强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孙中山还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构想了武汉未来的城市发展：“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他计划将武汉建设成与纽约、伦敦一样的世界大都市。

然而，尽管武汉在理论上具有成为首都的潜力，它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武汉虽然方便南北沟通，但距离新疆和内蒙古太远，难以有效控制这些地区。而且，武汉的历史底蕴和传统文化并不如其他古都深厚，因此最终未能成为首都。

那么，西安呢？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无疑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其在国防上的地位也远超武汉。自古以来，中国的主要敌人常来自北方，因此国防重心常在北方。西安作为西北的战略要地，一旦控制住西安，便能够稳固整个西北地区。然而，孙中山认为，西安虽能稳固西北，但仍不足以威慑西域。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威胁着中原政权，而首都距离西域的遥远，使得中国难以长期有效控制该地区。于是，孙中山提出将伊犁作为首都的构想，认为“若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足，然若欲为亚洲共主，又嫌狭窄，当迁都伊犁。”

伊犁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地区，被誉为“塞外江南”。这里有丰富的水源、肥沃的土地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是中国的一个潜在粮仓。清政府曾在此地实行屯垦政策，推动了粮食的生产，使得伊犁成为新疆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大量的粮食不仅为边防军队提供补给，也能满足国内民众的需求。伊犁气候适宜人类居住，属于北温带，具备了相当适合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伊犁靠近欧亚大陆的中心，四周与周边国家接壤，具备成为亚洲枢纽的条件。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极具战略价值。伊犁还有重要的贸易口岸——霍尔果斯口岸，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旧是西部最大的贸易口岸之一。清朝政府在此地大量投入，推动了伊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伊犁具有成为首都的巨大潜力，实际情况却使得这一设想最终无法实现。伊犁面临着周边的外国势力威胁，北方是沙俄的势力范围，西南是英国的印度殖民地，西北和西藏则受到俄国的强烈影响。从安全角度看，伊犁并不具备首都的条件。此外，它与中原地区的距离较远，交通不便，这使得在当时的中国局势下，伊犁的设都构想显得过于理想化，最终不得不放弃。

在众多考虑中，南京之所以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除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外，还与当时的时局密切相关。南京位于长江流域，交通四通八达，能够快速连通全国各地。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以有效保障国防。与上海相比，南京的位置内陆，避免了海上侵略的风险。此外，南京是水乡，农田富饶，物产丰富，经济自给自足。而且，南京的政治环境没有北京那样的封建势力，也没有外国列强的重压，适合新政府开展改革和建设。

虽然孙中山曾梦想将伊犁作为首都，这一设想最终并未实现，但它仍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构想。南京能够成为首都，也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密切相关。然而，不久后，袁世凯篡位将首都改为北京，这一变化也让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