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元月初一，赵匡胤在北汉与契丹联兵进攻边境之际，借机黄袍加身，正式建立了北宋王朝。赵匡胤不仅是一位宽厚仁爱的皇帝，他更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推崇文人政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文治时代。他秉持“文以靖国”的理念，实施“右文抑武”的国策，推崇孔子，尊儒兴学，改革科举制度，创设殿试，并为官员提供丰厚的俸禄，以此来鼓励廉洁的政治风气。赵匡胤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得宋代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尤其是宋词文化，达到了巅峰。后代的人们无不羡慕向往宋朝作为“文人的乐园”的辉煌。

赵匡胤登基后的第八年，一天，他在翻阅宰相赵普带来的新科进士名单时，突然看到了陶邴这个名字，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他随即问道：“这个陶邴是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吗？”得到确认的答复后，赵匡胤继续追问道：“那么主考官是谁？”赵普答道：“是陶谷。”

赵匡胤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他心中不禁暗自愤怒，自己的儿子参加考试，作为父亲的竟然没有主动回避，岂不是让人怀疑科举的公正性？赵普见状，连忙解释道，陶谷曾提出过回避，但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来代替他，而且他们父子均为严守规矩之人，所以最终未作更换。

赵匡胤对于这个解释并不满意，怒火中烧，认为此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可能动摇朝廷的威信。他严厉斥责赵普，并当即下达圣旨：所有官二代参加科举时，必须加设一道复试，只有通过复试，才能予以录取。

皇帝的命令犹如铁板钉钉，从此以后，宋朝在科举选拔人才时，官宦子弟无一例外都必须往后排，形成了官宦子弟礼让平民子弟的风气。

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虽然饱读诗书、才学出众，完全有能力争夺状元，但他为了避免给叔叔带来麻烦，主动放弃了参加殿试，避开了这个潜在的困境，这一举动被传为佳话。之后，范杲被任命为太庙斋郎，随后历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最后出任史馆，参与修订《宋太祖实录》。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这句诗道出了糊名制度的公正性，意味着在科举考试中，真正的公正得以保障，贫寒子弟若要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一做法也广泛得到了民间的认可。

让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成功案例。

张雍，曾一度过着流离失所、乞讨度日的生活，但在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他始终勤勤恳恳、务实节俭，最终在真宗时期，担任了财政大臣，并曾任开封知府，最后以尚书右丞的身份光荣退休。

杜衍，少年时困窘潦倒，四处漂泊，直到真宗年间才考中进士，凭借才华在仁宗朝成就了宰相的地位。

陈升之，年轻时家境贫困，但他凭借勤学苦读，在仁宗时期考中进士，神宗时期，晋升为宰相。

谢深甫，出生寒微，父亲早逝，生活困顿，但他始终未曾放弃学业，在孝宗时期成功中举，宁宗时期更晋升为宰相。

范仲淹，自幼孤苦无依，家境贫寒，但他在成年后考中进士，最终官至参知政事。

欧阳修，四岁丧父，靠自己的努力考取进士，并最终官至参知政事。

王淑，原为汪激的书童，和主人一同参加科举，并同科及第，排名更在苏轼、曾巩之上。

这些成功的例子都体现了“取士不问出身”和“寒门出贵子”的历史主题。

在两宋时期，官办学校与书院对贫困的学子提供了一定的资助。北宋甚至设立了“公券”制度，为远道而来的考生提供免费食宿。此外，学子们还可以通过家族义庄和民间义学等途径获得资助。

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登科录》记录了进士的情况，其中，601名进士中，417人来自贫民家庭，官僚家庭出身的仅有184人，不足一半。

数据显示，在两宋共计320年的时间里，共有超过11万名学子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数字是唐代与五代时期登科人数的十倍以上。北宋的考生人数约为61000人，远远超过之后的元明清各代。

《宋史》记载，在北宋，1533名传世的进士中，有55.12%来自平民家庭；在一至三品的官员中，来自平民家庭的占比约为53.67%，到北宋末期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64.44%。

而在《唐书》中，830名进士中，有71%来自望族和公卿之家，小姓出身者仅占13.1%，寒门子弟仅有15.9%。由此可见，唐代寒门出贵子的难度。

宋朝是一个开放且注重平民社会流动性的时代，寒门子弟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机会改变命运。宋朝尤其重视并厚待读书人，鼓励全社会勤奋向学，这不仅使得读书人成为朝廷的重要支柱，也让他们通过个人奋斗回报国家，改变了命运。科举制度为平民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成为了社会公正的象征，也造福了整个社会。

因此，宋代被誉为“家家崇文、人人有机会”的时代。寒门出贵子的现象更是成就了一个社会的繁荣和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