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铸造的12金人，董卓毁掉了几个，剩下的哪去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三辅旧事》:“立阿房殿前”。
始皇所铸的十二金人置于阿房宫前，似乎已成定论，只要提及阿房宫，皆不忘介绍阿房宫前的十二金人，而后世之人亦以为十二金人终秦一朝皆置于阿房宫前。
但事实上，这只对了一半，因为阿房宫建于始皇三十五年。
《秦始皇本纪》:
“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所以金人并不是一开始便置于阿房宫前的。
那么在这十年之间，金人置于何处呢?
《史阙》：“翁仲死，遂铸铜为其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虽然作者不认同金人是为了纪念阮翁仲所铸的，但金人置于咸阳宫一事便是可信的。
因为咸阳宫乃是阿房宫建造前的政治中心所在，
《史记·刺客列传》:“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可见在阿房宫建造之前，秦王都在咸阳宫接见使者，与群臣决定国家大事或举行宴会，所以金人在阿房宫建成之前置于咸阳宫，应是毋庸致疑的，甚至置于咸阳宫的时间长于阿房宫。
到了汉代，《三辅旧事》:“汉徙长乐宫大夏殿前。”“汉世在长乐宫大夏殿前”。
《汉书·王莽传》:“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
由以上可知，金人在汉朝是置于长乐宫大夏殿前，但在何时何人将金人由阿房宫遗址东移至秦时便已修建的长乐宫前、史书并无记载，但由其他资料研判，我们仍可推论一二。
按《三辅黄图》云:
长乐宫，本泰之兴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西元前200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高帝居此宫，从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宫回。
既然长乐宫在汉高祖后多为太后所居，那么岂会将如此庞大威武的金人置於太后所居之地，故想必金人在汉高祖时便已移至长乐宫了。
《水经注·河水》:“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
但在同书的《渭水》却云:“长乐宫、周二十里、殿前列铜人”。
为什么骊道元在书中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记载，是否是前者叙述错误呢?
《三辅旧事》:“大夏殿始皇造，铜人十枚在殿前。”
清朝的张澍认为应改为“十二枚”。
但作者却不认为《水经注》和《三辅旧事》记载错误。
张衡《西京赋》云:“高门有阅，列坐金狄。”
由此二句话的前后文可知，此段所形容的为未央宫的壮丽﹔前文形容未央宫前的诸殿，后文形容未央宫后的诸殿，而并非是形容长乐宫。
为什么王莽会梦到长乐宫大夏殿前的铜人只有“五枚起立”?为什么董卓只销毁了十个铜人?
唯一可解释此疑点的便是在长乐宫大夏殿前只陈列了十个铜人，一边各五个，因此王莽才会只梦见五枚铜人起立，而非六枚。而董卓亦从大夏殿前的十个铜人拿去销毁铸钱的。
《后汉书·孝献帝纪》: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丁亥，迁都长安。”“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
而董卓便是於此年底销毁金人的。长乐宫在西汉末年毁於兵火，故董卓所销毁的十个金人可能便是由长乐宫遗址前取走的。
故作者大胆猜测另外的二个金人可能置於未央宫前，是由汉高祖之后的汉王，从长乐宫移至未央宫。
汉献帝初平元年，《后汉书·董卓列传》:“壤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虑、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三国志·董卓传》亦云:“悉椎破铜人、钟虎，及壤五铢钱，更铸为小钱”。
但究竟董卓销毁了几个金人，史书并无记载，唯有《关中记》(已亡佚）及《水经注》两书提及此事。
据《史记正义》引《关中记》云:
董卓壤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符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按此处断句错误，因石季龙和苻坚皆为晋朝潘岳身后之人物，故不可能出现后二句。原文引号应改为“……重不可致。”
但在《水经注·河水》中，郦道元却云:“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
按《水经注》中曾多次引《关中记》，故郦道元不可能没读过《关中记》，但为何郦道元推翻前说而言董卓只销毁九个金人，令人不解。
潘岳(公元247~300年)在世时，铜人仍在霸城，因此《关中记》的可信度应大于《水经注》。
始皇所铸金人在史书上的最后下落是《晋书·五行志》所记载由魏明帝移至霸城，从此便在史书上失去音讯。
更令人遗憾的是董卓究竟销毁了几个金人亦不可确知。
《水经注》日:
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灞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符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水河中，於是全狄灭’。
而在《水经注·蜀漳水》中云:
“(石季龙)又徙长安，洛阳铜人，置诸宫前，以华国也”。郦道元始终认为董卓只毁了九个金人，剩下的三个金人，石季龙将之徙之邺城，苻坚又将之移回长安﹐并销毁二个金人以铸钱，剩下的一个金人被老百姓推入黄河中，从此金人与世绝别。
按《关中记》早於《水经注》。
况且潘岳曾做过长安令，当时金人仍在霸城，潘岳在其《西征赋》并云:“禁省鞠为茂草，金狄迁於灞川”。故《关中记》所云“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应较为可信。
至於始皇所铸之金人究竟是否由石季龙徙之邺及苻坚又徙至长安，则不得而知。
但由《水经注》记载董卓所销毁的金人数目与较为可信的《关中记》有极大差入这点看来，我们对《水经注》所言“石虎取置邺，苻坚又徙之长安”的说法实在有必要抱持怀疑的态度，不可尽信。
因此有可能是《水经注》将十二金人与魏明帝所铸二铜人混淆在一起。
究竟秦始皇所铸十二金人剩下的二个金人下落如何，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后世之人一直被郦道元、司马贞、张守节等人所误导。也许金人最后被苻坚由霸城顺便一起移回长安销毁;也许金人此刻在霸城的地底下，这一切都只能寄望於考古的发掘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