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左宗棠

张一湖

一、痛心疾首，埋下海防情结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第一次倚仗“炮大船坚”，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中国独立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其时，三十八岁的左宗棠正在偏僻的湖南安化小淹（陶澍家中）担任“教授”。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极为关注。尽管身是白衣，身处偏僻，但“心忧天下”的他，怎能够置国家、民族安危于等闲呢？他写信给各位师友，请求他们把战事的有关消息写信告知他，同时，他又翻阅典籍、考证历史，加深对于西方“海国”的了解。他在给其夫人周氏的信中写道：

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与周夫人》）[1]

中英“议和”之后，左宗棠致信其师贺蔗农先生（名熙龄，字蔗农），介绍自己对于“海国”的认知和对于“和议”的看法。

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西南诸海国以千百计，自前明永乐中七遣中官抚谕诸夷，诸夷慕中土人物之盛，不远数万里争先款贡，求贸易之利。及乎中叶，已来佛郎机、荷兰，恃其炮大船坚，屡犯浙、闽沿海州郡，以求贡市。终明之世，未能与之绝也。国初荷兰首先效顺，助讨海寇，故许其八年一贡，二年一市。嗣停其市，以示中外之防。其时荷兰震慑威棱，不敢相抗。自康熙二十四年海宇又安，从疆吏之请，大开洋禁，于是有英圭黎者始请贡来朝。英圭黎实即今之英吉利，字与音经数译而讹耳。《一统志》、《职贡图》、《广东通志》诸书云雍正十二年英吉利始通市者，皆失考。

至若鸦片之名，明末已有之，李时珍《本草纲目》、方以智《物理小识》皆详载之。但未知其毒人之甚至此。想自英圭黎请市之始，即已携此物而来，嗜之者少，故其名不著。至雍正中列入药材，借收其税，乃敢公然市易耳。尝欲即明代御佛郎机、荷兰方略策议，及防海筹画战守器械，参以时所闻见，著为论说。顾终以书生谈兵，恐不值当局一映自止。时事浸以不佳，夜坐独思，百感交集，愚痴之极，遂思择一幽窅夐绝、人迹不到之处，买田十数亩，躬耕其中。然人事牵制，卒卒不果。尝叹杞人忧天，古今皆称其愚。究之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称杞人愚者，亦未尝不服其先事之智也。（《上贺蔗农先生》）[2]

左宗棠在这封书信中，首次透露了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就是要参考明朝时期抵御佛郎机（法兰西）、荷兰侵扰的方略、策议以及当时海防部署和战守器械等情节，结合当前现实，写成一部著作，以供当事者采择。这是他第一次有了认真筹画海防、抵御西方列强的想法。

但是，忧愤悲观至极的左宗棠并没有去实施这一计划。他知道，当时的政治情境，“只是上下相蒙，贤奸不辨，譬之人家仆婢相通，蒙蔽主人，大盗及门，犹诿为邻犬夜吠，彼主翁、主妇固惛然罔知也。”（《与周夫人》）[3]左宗棠说，当时那些主和玩寇大臣、将军等，私下里都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外来强盗入侵了，他们还对皇上说是别人家的狗在打架！当时，左宗棠的好友黎樾乔在朝担任御史，左宗棠便嘱托他，要他上奏，特别要强调严惩“主和玩寇之诛”和“纵兵失律之罪”。

咸丰三年，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携左宗棠、江忠源等同赴武昌。当时，太平军在湖南、湖北一带收集了大量船只（大部分是民船，还有一部分在岳州、靖港战斗中缴获的曾国藩的战船），在长江上来去自由。朝廷和前线各督抚将领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咸丰三年七月，朝廷下旨，要求沿江各省安排船炮。左宗棠早就关注船炮，对船炮多有了解，所以，得到朝廷的旨意，他便积极替张亮基谋划，并着手筹办造船事宜。

左宗棠找来制造和驾驶船只的专业人才，首先是收购民船进行改造，向朝廷提交了湖北制造船炮的计划：

一、造大号船一百只，中号船一百只，小号船二百只。大号船长八丈或七丈馀，宽一丈馀，桨二十四；中号船长三丈，宽九尺，桨十二；小号船长一丈二尺，宽五尺，桨四。

一、大号船收买钓钩、瞅船、麻阳小拨等船，照广东巡江扒船式改造；船身加密钉油舱；两旁加大木作船肋；舱面加长杉二条，自首至尾用大钉装固，以作船骨；两边作木栏杆，悬挂湿絮、竹片，以御枪炮火器；排列木桩，上安抬炮、百胜炮；悉去船篷，改用布幕，以防火器；舱面空厂，兵勇住宿舱底。中号船收买二号摆江改造。小号船即用鱼船改造。

一、大号船配五百斤大炮二尊，头尾各一；子母炮二尊，安置两旁；抬炮、百胜炮四杆。中号船配二百斤炮一尊，子母炮一尊，抬炮、百胜炮二杆，鸟枪四杆。小号船配鸟枪二杆。共五百斤大炮二百尊，抬炮、百胜炮六百杆，鸟枪八百杆。（《遵旨筹办船炮折》左宗棠代张亮基拟稿）[4]

这是左宗棠第一操办制造船炮事宜。

咸丰四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又参与筹画、经手了制造船炮的工作。左宗棠及时总结了自己对于造船的理解和主张。他认为，论造船之精妙，

“总其大要，则购材宜审，船式宜精，监造贵在得人，工料不可太省数语尽之。”

（代骆秉章拟《筹办战船情形折》）[5]他在筹画造船时，采纳了曾国藩造船的船式，但是着重加强了船的质量。左宗棠最知道节省，但是在造船的时候，他却决不从“节省”出发。他造的同样的船，造价比曾国藩的高出一倍。当时，曾国藩对此颇不以为然，然到了实战当中，才知道左宗棠的高明。

咸丰四年十二月，曾国藩水师在九江、湖口被太平军击败，溃不成军。据胡林翼奏稿称：

上年十二月，水师之轻便舢板百余只，水勇千余人，陷入江西内湖。其泊外江者，两次被袭，复遭风击损，急回武汉，以资修理。而两月以来，三次被风损坏。湖南绅局添造新船百余只，复经署臬司李孟群、记名知府彭玉麟，招集水勇千余，于三月中旬陆续赶到金口。船只之大小相资，水军之气象已振。三月十五日，经彭玉麟、鲍超、王明山等放舟巡哨，驾驶甚利，往来如飞，即可水陆定期会剿。此水师近日添募修整之实在情形也。[6]

胡林翼的奏稿表明：咸丰四年十二月，曾国藩水师实际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其外江战船损失尤为惨重。咸丰五年，胡林翼上任湖北巡抚、主持湖北战事。左宗棠自然全力支持胡林翼，帮助他重建了湘军水师。所以，应当说，湘军水师发展的第二阶段，是“胡林翼阶段”。而胡林翼新水师的船只、炮位，主要来自湖南，是由左宗棠筹画、组织制造的。

至咸丰六年，胡林翼上奏朝廷，奏报了湖南制造船炮的功绩：

查五年春初，水师回驻武汉，战舰无多，力扼上游，岌岌不保。经湖南抚臣骆秉章，督饬船局、炮局，设法补救，尽力筹谋，水师得以复振。其保全东南大局，则湖南之功为大。计湖南绅局新造船只配带炮位军械，除分给臬司李孟群，及陆续损缺更换遣回不计外，实交臣营大小战舰三百余只。自五年春截至六年冬止，湖南官局实运火药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斤，大小炮子一百三十九万九千九百斤，抬枪、鸟枪、火箭、火球、喷筒、锣锅、帐房、刀矛、旗帜及一切应用器物，为数亦复不少，均系官绅董办。[7]

上面的这份“成绩单”，虽然没写左宗棠的名字，但是包括咸丰帝在内，大家都知道，这是左宗棠的功劳。而在此期间，左宗棠当然在制造船炮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1]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附册.家书.第387页

[2]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10.书信一.第28页

[3]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附册.家书.第387页

[4]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9.奏稿九.第140页

[5]刘泱泱主编《左宗棠全集》9.奏稿九.第207页

[6]《胡林翼集》一，奏稿，第32页，《陈奏分防金口及回剿奓山勇丁先后溃散现在迅派将弁收集整理以期补救疏》

[7]《胡林翼集》一，奏稿，第189页

编辑：子禾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