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澳门将继香港之后回归中国。但你可知澳门何时落入葡萄牙人之手？葡萄牙人又是如何以弹丸之地，跨越大西洋、印度洋，从庞大的明帝国手中啃下这块土地，并一直持续占领到新世纪黎明前的？

1513年，葡萄牙人欧华利斯乘一艘满载胡椒的帆船，由当时葡人占据的马六甲启航，到达今属香港新界的屯门半岛。

葡人是出色的航海民族，不过他们但求一帆风顺，一本万利，对屯门这个数面环海的地方究竟是岛还是半岛似乎没有认真考究，所以就把此地称为

“屯门岛”

。无独有偶，后来他们到了澳门半岛，也曾长期称之为

“澳门岛”

。

欧华利斯在屯门竖起刻有葡萄牙王室标志的石柱，显示他“发现”的这块早有中国人定居的土地已属葡王所有。此举虽然居心不良，但也显得有些儿戏和滑稽。

除此以外，他倒没有更多的不轨行为，伤心的是死了个儿子，就地埋在石柱旁边，开心的是全船胡椒都卖了好价钱，于是扬帆而归。欧华利斯首航得利，后继的葡人自然络绎不绝。

到了1517年，费尔南·安得拉德更率领一支船队，送葡王特使皮莱资到中国，也是先到屯门，再入广州。

费尔南把皮莱资留在广州，自己做成了大笔好生意之后，于1518年取道屯门回马六甲。他刚离开屯门，弟弟西门·安得拉德就接踵而至。

西门是个地道的匪类，他占据屯门，筑起堡垒炮台，大肆抢劫杀人，附近的乡村和路过的商船受害惨重。1521年，明军在海道副使汪硡（hōng）的指挥下，一举扑灭了窃据屯门的葡萄牙海盗商人。

翌年，葡王特使科乌蒂纽的船队又来中国，到了澳门路环岛附近的西草湾，即遭明军水师截击，最终在稍州（今名沙洲，为香港离岛之一）被明军歼灭，禾科乌蒂纽率残兵逃脱。

皮莱资本已经到过南京和北京，但仍被押回广东，随即不知所踪。葡人或说他被斩首，或说病死狱中，或说被流放到北方，然而均无实据。

以后，葡人一度把贸易据点转移到浙江和福建。不知何时，又回到广东，在新宁（台山）上川岛和香山浪白澳（今珠海市连湾、南水一带）建立了贸易据点。

不过，当时来华的葡人仍多是些亦盗亦商的海盗商人，其中一些人与广东海盗

何亚八

、

郑宗兴

纠合起来，在粵、闽、浙沿海走私、劫掠同时并举，屡败明军。海道副使汪硡于是也定下了抚、剿并举之策。

1552年，葡萄牙商船队长索萨来到广东，在对汪硡行贿之后，双方展开和平谈判，达成口头协议：葡人停止对抗行动，然后可冒称其他国家商人进人澳门和广州自由贸易，并交纳20%的实物税。葡人既“就抚”，何亚八、郑宗兴一伙实力即大减，1554年，就在“广海三洲环”，亦即当时葡人麇（jūn）集的上川岛三洲港(与新宁广海卫隔海相望)被明军擒获，斩首示众。

葡人1553年初入澳门，本来只准搭茅棚暂住。几年之后（葡方记载是在1557年），葡人软（行贿）硬（炫耀武力）兼施，建起了固定房屋，不久之后，又每年缴纳500两白银为地租（鸦片战争后几年始拒交），长期居留下来。

卡拉维尔帆船，一款盛行在15世纪的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采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

不过，对某些喜爱英雄传奇的葡人来说，进入澳门的经过竟是如此，未免有点煞风景。于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就在1641年出版《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一书，说是：

“澳门素为海盗盘踞之地，邻近居民，时被骚扰，中国官吏思除灭之，然畏怯不敢冒险，且不欲耗费己力，闻葡人强悍善战，遂请代为驱逐，并允于海寇灭绝之后，以澳门予之。时海寇虽众，然葡人精于战术，故不数战，既歼灭之自此以后，葡人虽得于澳门择地以居焉。”

后世葡人及耶稣会士又对此说反复炒作，使内容越来越具体。

1645年，耶稣会士卡地姆出版的的《日本记事》，除重述“海盗割据澳门”外，还加上“扰掠广州”一句。

到1665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类思作《不得已辩》称：

“至嘉靖年间，广东海贼张西老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召西客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是时督臣疏闻，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门，至今一百三十余年矣。”

到1784年，葡萄牙殖民大臣卡斯特罗在讲了“战胜海盗”的故事后，宣称：“主权问题，建立在征服的权利基础上，这是由葡萄牙人的武装和流血得来的。”

本世纪初中国的“疑古派”学者曾指出，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记载，是由历代传说层积而成，愈到后来就愈具体愈详尽，对葡人人居澳门的“英雄传说”亦应作如是观。

葡人入澳，确与海盗有关，但不是“剿平海盗”，而是先合伙作盗，然后背着同伙受“抚”，由于这段经历算不得光彩，于是加以的“改造”，由“为盗受抚”变为“剿盗有功”，这就是曾德昭提供的第一版本。

1564年，驻潮州府柘林澳的东莞水兵发动兵变，联合海盗，进逼广州城。总兵俞大猷借调澳门葡兵，把兵变镇压下去。耶稣会士倒错时空，把此事与葡人居澳门挂起钩来，于是产生了卡地姆提供的第二版本，多了“扰掠广州”的情节。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明末著名海盗，后受招抚。他曾到澳门经商，并受洗入天主教。恰巧葡人之入澳门，与一郑姓海盗郑宗兴有关，很可能葡人和耶稣会士因此再来一次时空倒错，把郑芝龙也附会进去，并在回译为中文时讹作“张西老”，于是产生了利类思的第三版本。这一版本的进一步“完善”，就成了卡斯特罗的官方备忘录。

于是，一番创作便大功告成了。然而，创作终究是创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葡萄牙的有识之士都对之不予置信，著名的澳门史专家文德泉神父就是其中之一。历史终究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