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10月到中央工作开始，李德生就跟“九·一三”有脱不了的干系，或者说他到中央工作就是毛主席为应对“九·一三”所做的一项准备。

“九·一三”前，李德生身兼总政主任、北京军区司令两项要职。毛主席分析评价国际形势，总爱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诗句。自70年庐山会议到71年“九·一三”，这一年时间里的斗争形势，可以用“山雨欲来”形容。

李德生有切身体会，他说自己“仿佛置身于三江交汇的激流之中”。庐山会议后，关于陈伯达的审查，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李德生就在其中。审查陈伯达，又离不开101的问题。

而且李德生还在军委办事组中，跟黄、吴、李、邱四位“老前辈”共事。

“九·一三”的发生，相当于那一年斗争的彻底爆发和结束。

“九·一三”发生前一天，结束南巡的毛主席，让中办厅主任汪东兴提前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四人，到丰台车站谈话。专列停在丰台车站，是一个异常现象，对北京半进不进。

毛主席向李德生等人重复了一遍南巡讲话的核心内容，然后令李德生，从38军调一个师到南口。

李德生听后内心一紧，当即意识到这是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是毛主席为最坏情况作的提前准备。

9月12日晚上，李德生来到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小型会议，主要讨论“四大”《政府工作报告》。

李德生不断回想、琢磨毛主席下午的讲话，根本无心会议讨论。他还时不时偷偷看一眼黄永胜，思考毛主席说的那句，“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

黄、吴、李、邱四人面色沉重，不复过去的轻松、从容；因为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之口，他们已然得知毛主席南巡讲话内容。

会议开到晚上10点多钟，突然被大会堂服务人员打断，请周总理去东大厅北小厅接电话。一般情况，这种级别的会议，除了毛主席打来的电话，服务人员都不会打扰周总理的。

周总理去接电话后，过了很久都没回来。周总理不在，李德生等与会人员也没有说话，更没有走动。又过了会，服务人员把吴法宪请出去。几分钟后，吴法宪回来了，神情呆滞，一言不发。

这会开不下去了，但没有通知也不能就这样散会。午夜12点后，服务人员走到李德生旁边，轻声告诉他，总理有请。

在东大厅北小厅，周总理一脸严肃，简单交代完“九·一三”，就给李德生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你代我去空军指挥室坐镇指挥，发生重要情况，必须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

空军跟吴法宪的关系可不一般，1950年5月他就入职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升任空军政委（之前长达7年时间都没人担任），刘亚楼去世后任空军司令。李德生值此危急紧要、情况不明的时刻去空军指挥室，不亚于闯龙潭虎穴。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过这项任务。

吴法宪也没闲着，周总理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西郊机场。

李德生在空军指挥室，时刻向周总理汇报三叉戟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眼见飞机北上就要出国了，他大着胆子提出派飞机拦截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之前吴法宪也提了，但被毛主席否了。

三叉戟飞出国境后，周总理就让李德生查清楚，三叉戟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加了油没有，飞机携带油量能飞多远。

收到数据报告后，周总理向李德生反复确定，是否准确，会不会有偏差。

三叉戟飞机飞走后，李德生十分担心接下来发生的事和所产生的影响。

13日凌晨3点15份，沙河机场报告有一架直升机起飞了，向张家口方向飞去了。李德生厉声质问沙河机场，为什么收到禁空令了，还让飞机起飞？

随后，李德生命令北京空军，起飞8架战斗机，务必拦截直升机。这是周总理指示的，“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直接打掉”。

后来收到三叉戟飞机坠机的报告后，李德生彻底松了口气，他在空军指挥室的任务也完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