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是有统一全国的水平的。

李是明末义军知名诸帅中唯一坚持到底，从未投降官军的。虽然早期军纪也不甚好，但自从息马商洛山后，军纪已经大幅度提升，达到明末最高水平，并在被清军接连挫败，丧失主要根据地之前一直维持，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他是经营的一把好手，曾经在中原“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使得“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将被明廷“三饷”横征和地方官暴敛摧残得不成样子的中原生产恢复。而他的军队也训练有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闯军精锐的“三堵墙”战术：“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鎗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在与清军作战之前，明军哪怕战力最强的关宁军、秦军也不是此时的闯军的对手。

可惜闯王一是在打下北京前未认识到，随着关外明军主力在松锦决战的惨败，闯军夺取天下的主要对手已经不是作为中原王朝的明朝，而是关外的清。二是对根据地经营时间不够长，被清军入关打断。三是对“均田免赋，追赃助饷”这两个配套互补的政策（对百姓三年免征的经济基础需要靠追赃助饷从贪官和土豪劣绅手里夺取，可参见顾诚先生的《李岩质疑》）坚持到底，未能及时团结地主士绅，导致清军入关后许多地主士绅纷纷叛国投清。而在与清军作战中一系列致命的失误，最终葬送了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如本来为截断山西清军叶臣部而发起怀庆战役，结果让准备南下灭南明的多铎转向西进，攻占李自成大顺的豫西和陕西根据地。而在转进湖广之后又未采纳湖广顺军大将白旺的意见固守襄阳，而是准备取南京以图后起，结果被清军阿济格部穷追不舍，李自成亲领的顺军东路军损失惨重，遂有九宫山之难。

而张献忠本人是偏安水平。

张即使在后期也屡屡被官军挫败，比如李自成的手下败将左良玉。在四川成都称帝建大西后，也屡屡被南线的四川明军杨展、曾英等人击败。最终四川占领区大部分丢失，只据有成都、保宁。而在北线与清军的作战中，张献忠也不断受挫。军事上的屡屡失败让笃信天命的张献忠越发暴怒偏执，甚至据说可能精神失常，又有佞臣汪兆龄等人鼓动，于是在川北的核心根据地成都府附近大开杀戒。（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发泄性屠杀，大西军将士在被要求杀害作为本地人的妻儿，乃至自相残杀时都履行了张献忠的命令。这里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后期大西军组织程度之高，已经不再是一支乌合之众式的流贼军队。）大义子孙可望以自尽相逼，愿以己命换张献忠收回成命，其他几位义子也拼命劝阻，这才勉强救下了许多将士百姓们的性命，但成都还是化为了废墟。

被明军和清军南北夹击的张献忠，在清军豪格部入川时孤注一掷，率领全军北上凤凰山，与清军决战。决战前，张献忠大概是预知自己可能命不久矣，张献忠幡然领悟，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正确，影响最深远的决定。他杀死了年幼的亲儿子，将国事嘱托给大义子孙可望。他告诫孙可望：“我亦一英雄，终不令幼子为人擒；尔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之；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最终，张献忠在血战中被部下刘进忠出卖，战死沙场。

（张献忠在成都及附近犯下的罪恶暴行不能抹杀，关于张献忠屠川的说法，一部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张献忠开始滥杀到抗清牺牲时，活动范围都只在川北部分地区，其滥杀导致的人口下降，在导致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各势力和要素总和中，占比还是远不如某些张献忠屠川传言中那么高的。像残暴远超张献忠的鞑清那样，说张献忠屠“六万万（即亿）有奇”就纯属无稽之谈了，有元凶栽赃他人为元凶之嫌疑。而且这也难以解释后来张献忠义子刘文秀收复四川时，川中嘉定等地百姓纷纷热烈欢迎的场面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是明朝四川军阀、张献忠大西军、摇黄土寇、清军和虎患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张献忠本身治理能力虽然不济，但是他的队伍里的人才储备还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想多扯一些相关的题外话了。

张献忠的四个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可以说个个都是那个时代相当杰出的人才。

其中，他的大义子孙可望也有统一全国的水平。

在张献忠于成都滥杀时，孙可望曾经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来阻止张献忠继续滥杀。而在张献忠抗清牺牲后，大哥孙可望与三位义弟带领士气低落，行将瓦解的大西军以哀兵击杀曾英，从重庆渡江南下。在遵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又一起召开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挽救了大西军，也挽救了的此后十几年的抗清事业的遵义会议，诛杀了蛊惑张献忠大行屠戮的汪兆龄等人，重新颁布军纪，规定除了战场杀敌之外严禁乱杀人。大西军尽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经过这一番整饬，重新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反而有了更强的活力，在云南爆发沙定洲之乱时转进云贵，建立新的根据地。

孙可望是一位大经营家，是发展生产的一把好手。比如他建立“营庄制”，避免了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剥削，也消灭了一层中间商，降低了佃农负担，同时提高了公家收入。又比如明朝时，铜矿丰富的云南产的铜被铸成铜币流通全国，可省内却依旧流通贝币。孙可望以强力废除贝币流通，铸“兴朝通宝”流通云南，大大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孙可望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将生产力落后边陲云南经营成了南明中后期抗清运动坚实的总根据地。在孙可望和三兄弟联合的治理之下，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皞之风”。大西军后来联明抗清后也成为了抗清斗争的中流砥柱。而孙可望后来也成为了南明永历——大西联合政权里名义上的二把手——秦王，实际上的最高权利掌握者。

如果说孙可望是张献忠大西军的杰出内政人才和统帅，那么李定国则是大西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和大将。李定国在1652年的大反攻中，先后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顺治甚至想放弃西南和中南七省，划给南明以求安宁。这一辉煌战果，被王夫之称为“万历全盛天下所未有之大捷”，史称“两蹶名王”，大大扫除了抗清队伍中普遍存在的“恐清症”。

如果不是孙可望后来被野心冲昏头脑，权谋自用、心生嫉妒、为树立权威屡屡羞辱李定国、刘文秀两位义弟（艾能奇在平定沙定洲时牺牲），导致将帅失和，又准备代永历而称帝自立，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地战败后，还不顾廉耻地投了清的话，只要三兄弟齐心同德，孙可望统筹内政，李定国、刘文秀负责作战，在清国老一辈元勋多尔衮、多铎、豪格、阿济格等人纷纷死去的实际情况下，还真有可能实现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伟业。此时秦国主孙可望就算是代明而立，又有几个人会说个“不”字呢？可惜可惜，套用一句@墨舞的话形容孙可望，就是“卿本枭雄，奈何做狗”。孙可望不合时宜的野心，不仅毁灭了四兄弟的桃园之义，也使得抗清大业化作了南柯之梦。

张献忠不提，李自成更多还被明朝的环境给坑了。。。。。。他很像纯粹的农民起义军，即使攻克了北京依然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但纯粹的农民起义，自古以来我就没看到笑到最后的。

明朝最后那几年，明明国家已经衰败腐朽，摇摇欲坠了，但由于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持续运转科举制度等等因素硬是还占着华夏的位置（明朝的地方势力也还没有发展得壮大起来），李自成这种人很多时候除了当流寇根本别无选择。

愿意投靠的正经文人都没有的时候，种什么地呀，李闯王又不是穿越者。

好不容易把大明打崩了，结果马上就得去硬怼已经建立稳定政权多年的大清。

不然闯王个人本身还是具有成功者素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