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蒙元百年的异族统治，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朝——明朝。起自布衣的朱元璋，深知关心民瘼和重视舆论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建国之初，便设置建言制度，允许天下臣民建言献策，史载：“大小官员并百工技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到御前奏闻，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

建言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明代社会舆论环境的活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将从明代官方的舆论体系进行分析。

一、言路的建设渠道——言官制度

言路的内涵，可以解释为官员向皇帝进言的途径，也可指代担任言责的官员，历朝历代中有关广开言路、通达下情、防范壅蔽等话题，一直是君臣热议的焦点。明代言路建设的一大特色，便是确立和完善了言官制度，明代的言官制度主要分为两个机构，即都察院和六科，两个部门之间互不统属，避免了隶属关系对行政运行造成干扰，但在职责方面又互相渗透，从而又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1.言官“位卑权重”

明代的言官制度，是朱元璋苦心孤诣的结果，朱元璋建国后，费尽心思逐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撤中书省、废丞相制、撤除大都督府，将国家的军政大权总揽于皇帝一人，但又恐皇帝两耳不能尽听政事民情，便依靠制度建设，打通言路渠道。

明初朱元璋曾对御史刘真说：“人君日理万机，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恶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朱元璋认为，君主非神明，在忙碌的政事处理中，难免会犯错误，言官就是要在国家治理出现弊端的时候，对皇帝进行规谏。因此，朱元璋赋予言官极大的权利，包括规谏皇帝、左右言路、纠察百官、巡察地方等等，从九五至尊到文武百官，从军国大事到世俗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内。

明代言官的品秩不高，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十三道御史的品秩都为正七品，但有如此广泛的权利范围，又无上级机关对其进行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可以有效的行使职能。朱元璋这样设置的构想，可能考虑到要保证监察的效果，如果言官品秩过高，在监察过程中就会畏手畏脚，不愿冒风险去纠劾别人。

但是低品秩的言官，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事败被贬斥也损失不大，事成即可升官、得名。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言官“位卑权重”的特点，是朱元璋的巧妙构想。

2.言官的选拔

明代言官的选拔也是极为严格的。朱元璋认为一定要选用学问渊博、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否则，“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朱棣时期则进一步要求言官“有学识、通达治”，须有实际的仕途经历，有处理实务的能力，不能空谈。

由此可见，明代的言官都是社会中的精英份子所担任，他们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传统思想的捍卫者，重视名节大于生命，对偏离传统思想的官员乃至皇帝，会不计一切代价的进行抗争，所以出现了一批如海瑞、雒于仁等敢于以死谏君的言官。言官也是明代社会中最为活跃的舆论群体，在嘉靖朝大礼议之争、万历朝立储之争、各地抗争矿监、税监等国家政治活动中，也都活跃着言官的身影。

如嘉靖年间，连年发生旱情，百姓生活困苦，世宗却不理政事，忙着建设斋醮、沉迷青词，御史杨爵愤而上疏直谏，言辞激烈并诋毁福瑞，世宗大怒，命下诏狱，杨爵遭受酷刑，仍抗争不屈。万历年间，神宗派遣宦官到各地征收税银，使当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叫苦不迭，言官集团也因此事对皇帝进行劝谏，甚至直接批评。

但需要客观看待的是，明代的言官制度，在明初的言路建设中确实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言官集团的分化，他们自成党派，为了各自的利益与其他党派进行政治斗争，发起舆论的动机不再是为国家针砭时弊，而是为了摧毁异己，明代的党争之祸也是由此而来。

另外明代的权臣通过笼络言官，来把持言路、操纵舆论导向，对异己分子发起政治斗争，毒害了明代的政治生态。神宗朝首辅朱赓就曾感叹道：如今的朝堂奏章，关心国计民生者仅十之一、二，剩余的奏章皆为言官互相参劾和攻击他本人的。朝廷大臣置国事于不顾，整日执言论与人斗长短，对明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二、舆情的收集机构——通政司

朱元璋认为元朝的政治制度，君主集权不够，中书省得以从中舞弊，致使朝廷言路不通，皇帝不能通晓政事民情，即“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最终导致了元朝的覆灭。

因此，朱元璋建国后着手对前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革除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设立六部处理政事，大权归皇帝一人执掌。六部与都察院合称为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大理寺，合为九卿，这是朱元璋治国理政的制度措施，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都由皇帝直接管理，以防权臣壅蔽。

1.通政司职责

通政使司，简称通政司，其前身为洪武三年设立的察言司，明代通政司的职能和宋代的通进奏银台司相像，主要职责都是掌管内外奏章，但两者的不同在于规格和作用，宋代银台司对枢密院负责，而通政司直接对皇帝负责，是皇帝的耳目喉舌。

通政司的主要职责为掌管内外章疏，奏报皇上，并誊抄副本，通报六科等政府部门，同时敦促各级官员将了解的社会实情上报皇上。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类似于一个新闻转达机构，起着通达下情的作用。通政司收到臣民递交的文件后，在办公厅公开拆封，按照规定将每封文件的提要誊写清楚。

遇到事关机密重大的，入奏时仍用本部门的印信，对其他部门的公文，要检查勘验无误后，编号注写，公文用“日照云记”，勘合用“验证之记”。通政司根据奏本来源的不同，上奏的时间也不同，早朝主要呈报外地及京官的题本、奏本，午朝时主要引奏臣民的建言。奏本经皇上御批后，由宫中太监送至六科廊房抄出施行，这样公开抄传的章奏，也是明代邸报内容的重要来源。通政司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流程，将全国各地的政事民情进行汇集整理。

2.通政司的作用

明代通政司在舆情收集、传达下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明代的政治斗争中，对于通政司控制权的争夺极为激烈，谁取得了控制权，就能使社会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嘉靖年间，阁臣的权力达到顶峰，严嵩为内阁首辅时，派其义子赵文华担任通政使，把控了通政司。

时任南京御史的王宗茂，上疏弹劾严嵩八大罪状，赵文华将此疏透露给严嵩，并扣押数日，方才呈上，使严嵩能针对疏中内容，事先准备对策，结果反诬王宗茂，贬谪其为平阳县丞。天启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掌控舆论的，天启时宦官权力日大，通政司呈奏的章疏还要再经过司礼监的审核，在司礼监太监的监督下进行二次登记。所以当时魏忠贤专擅朝政、祸害天下，但通政司传达的章奏依然是对魏忠贤的一片称赞。

可见此时的通政司在魏忠贤专权的情况下，实际上已是一个摆设，所有不利于魏忠贤的章奏根本无法被皇帝看到。

其实纵观明史，通政司的作用在明代的不同阶段也不尽相同。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通政司的作用在此时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从正德朝开始刘瑾专权，随后嘉靖朝阁臣权力过大、万历朝皇帝怠政、天启朝宦官擅政，使通政司的正常职能在一步步的遭到破坏；到了崇祯朝，国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明朝大厦将倾，此时的通政司实际上已是一个“闲署”，早已无法实现朱元璋当初的构想。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明初建立通政司，用来专门收集社会舆情和臣民建言，体现了统治者对民情民意的重视，对明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官方信息的传播载体——邸报

邸报是我国古代的官方报纸，不同于现代报纸，它是我国古代官方政府的信息发布载体。关于邸报最早出现在何时，学界尚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唐代，邸报就已成为官方的正式公报，由各地进奏官负责抄发。宋代时，邸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邸报内容和发行时间方面都进行了相关完善。明代是邸报发展的繁荣期，可惜的是，明代的原版邸报没有一份留存至今，关于明代邸报的内容仅可从明人的信件、章奏、文章等零碎史料中查寻。

邸报的传递发行机构主要有三个，即六科、通政司和提塘。上文提到过，通政司负责章奏的转呈，将天下臣民的章奏汇集整理后，上呈皇帝御批，再经太监将御批后的章奏送往六科廊房抄发，邸报的内容，就是由六科官员根据章奏编辑而来的。提塘官是各地巡抚和总兵官派驻京城传递与本省有关的文书、邸报的官员，他们从六科处取得最新的文报后，再经过筛选整理，送到驿站由驿卒送往各地督抚、布政司处传看。

值得强调的是，明代规定提塘官只能传递与本省相关的文书和邸报，因此，各地政府要想获悉其他省份的信息，通常只能在京城雇佣写手，帮忙抄传其他省份的邸报内容，再交由各省的提塘官，安排驿站递送。明代的邸报，基本上是每日发行，京城的官员可以看到最新的新闻消息，但外地的官员就很难了。根据古代的交通条件，一份邸报由驿站送往邻省都需要数十日，如果是更远的地方，花费数月才能送达是经常的事。

即便如此，各地的官员依然乐此不疲去传看邸报，可见邸报的发行大大地满足了官员们的信息需求，他们可以借此了解京城发生的大事，还能获悉其他省份的情况，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流，而舆论也是在信息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

明代邸报所载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基本上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信息。其中政治信息是明代邸报登载的主要内容，政治信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皇室的信息，如皇帝诏谕、皇室动态、皇帝活动等，另一方面是有关官员的信息，如官员的升迁任免、处罚亡故、章奏与参劾等。

邸报的主要读者是官员士绅，这些人都是极为关注邸报政治信息的，邸报中的信息透露出皇帝的喜好，官职的空缺状态，官员的奖励或惩罚等等，极大的满足了这批特定读者的需求。

明代邸报的报道内容透明度是很高的，这源于朱元璋的体制建设。如上文所说，朱元璋设六部和都察院，为皇帝处理政务，替皇帝纠察各级官吏，打造了一批庞大的言官系统，有皇帝赋予的建言权，他们可以公开发表意见，谈论政事。

而邸报的主要发行工作，就掌握在这批言官手里，因此，明代的邸报常会如实报道一些官员之间的互相弹劾，官员的违法行径，甚至毫不避讳对皇帝言行的报道。《万历邸钞》中载“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这本内有名建言得罪的起用，王国光著复原职致仕，惟贤著复原职，其余有降非其罪的，吏部都查明奏来。”万历皇帝因用人失当，对臣下承认自己的错误，被邸报如实地登载出来。

另外直接攻击皇帝的内容，邸报上也有报道，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酒色财气疏》，万历朝的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针对万历皇帝托病长期不上朝的情况，上疏指责万历帝因“酒色财气”坏了身体，言辞异常激烈，但邸报竟然也是如实刊登。文官集团对这种检查制度自然是极为不满的，御史祁彪佳便上疏争辩，对禁传抄邸报的后果及种种弊端作出了详尽说明，并请求崇祯帝放宽检查限制。

综上所述，明代邸报是一种官方性质的古代报纸，是官方信息传播的载体，明代政府通过邸报，将旨意、政情传达于天下，起到了很好的信息传播效果。邸报同样也是臣民了解国家信息的主要渠道，对社会舆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结论

从本文论述的明代官方舆论体系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在舆情的上下通达方面，设立了不少制度，如通政司、言官制和邸报，在促进明代社会舆论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这种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比起同时代生活在各种宗教争端中的欧洲各国，明代已经算是进步了的，甚至与之后的清代相比，也显得更为开放。

可以说，明代在舆论制度、舆论传播载体等方面都已显现出近代化的趋势，这也是促使明代舆论兴盛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根本性的封建专制体制，明代终究没能迈入近代化，而是倒在了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