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一直以来是欧洲的大国，但大而不强，发展相对于西欧是落后的。1913年，大工业和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比为42.1%，而农业占比仍然高达57.9%，而且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占总工业产值超过三分之二，机器制造业比重仅有5.7%。1908年，俄国工业发动机的总动力约为120万马力，而1907年的德国是790万马力，1910年的美国则有1870万马力。俄国的工业基础并不雄厚，因此在一战末期出现两人甚至三人使用一把步枪的情况。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两个时期，但全面工业化则是在1924年布哈林的“农民优先”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工业优先”道路争论，以及1925年后斯大林提出的“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论断后，斯大林认为苏联要建成社会主义，就有必要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综合为一个经济体，建设以社会主义工业为主导、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经济体系。这种判断本质上就是要求在缺乏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压缩日常消费来获取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发展，以换取足够的安全能力乃至进攻能力。在这个体制下，政府人为地提高销售给能源，原材料，消费品部门的机械装备价格，这样就会出现只有装备部门才能积累高利润，而其他部门都维持零利润的情况。这也就是苏联长期资源错配的病根。1930年，苏联的消费占GNP的比重从80%快速下降至50%，苏联用消费降低换取了重工业发展。

当然，国际合作也是重要的一环，而这种合作恰恰来源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苏联很清楚工业化不仅仅在于机器、流程和设备，还有背后的一整套管理体系、集约化理念等等，美国当时是世界的一流水平。苏联对于美国工业等效率也很欣赏，他们甚至一度评价道：“俄国革命和美国效率的联合就是列宁主义。”而美国的汽车、电力、铁路等工业部门也热切地期待与俄国进行合作以进一步拓展市场，两者一拍即合，大量的美国企业、技术、技术人员、经理乃至科学管理理论都进入了苏联，不少美国工业界的大佬，比如弗雷德里克·泰勒和亨利·福特都在20到30年代与苏联交往密切，美国工业体系则大量通过转让的方式进入苏联。所以苏联的工业体系其实是美国工业的翻版。这种合作维持到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让苏联开始强化独立体系，两国工业的合作在这里逐步趋于结束。

而在二战时期，苏联毫无疑问地集中大量资源进行工业生产，这是战争需求。而战争则也让苏联工业产能快速增长，并印证了之前的路线正确。因此，在庞大的制度惯性下，在苏联控制范围达到历史最大的时期，通过经互会对东欧的整合，其中包括了中欧和东欧的生产中心德国东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苏联的工业资源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而通过各种方式从德国和美国获取的技术情报则促使了苏联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苏联组建现代国家过程中的高等教育也开始结出成果，更多的技术人员在战后被培养出来并进入了工作岗位。因此苏联才有能力与美国主导的北约进行冷战。

而冷战背后则是对军工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军工扩大没有进一步挤占消费则是因为有新的经济增量，其中主要是60年代发现的油田和70年代国际原油价格的猛涨。196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只有1.45亿吨，到1970年就达到了3.53亿吨，尤其是1966至1980年间石油开采量每年都增加2,200至2,700万吨，成为苏联石油开采增长最强劲的时期。1975年苏联石油产量就已经超过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1980年代石油产量甚至一度达到每年6亿吨的水平，占全球产量的30%。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量虽然让苏联在60至70年代颇为强势，但也因为制度惯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资源错配。到了80年代，苏联几乎有25%-30%的国家收入被用于军费。在1980年，苏联一半左右的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用于进口粮食与食品。在80年代后，原油价格走低的情况下，苏联很快陷入了整体的停滞，而过度的资源错配则导致了整体无效率，最后不得不走向解体。

所以，本质上，苏联军工至少“看上去”厉害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制度上优先进行“军工最大化”生产，而20-30年代的美国企业的合作、40年代末对德国和同盟国的技术情报获取、60至70年代的石油美元让苏联的军工最大化得以生存和扩大。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模式导致的制度性资源错配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事实上苏联一直以美国一半左右的经济总量维持着与美国相当的军费开支，这样的资源错配最终榨干了苏联帝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