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僧官制度建立的时代现实背景，元末佛教管理概况
明代僧官制度创立于洪武时期。其建立，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佛教管理状况，有着深刻的时代现实、体制传统、管理思想背景。现从时代现实背景加以论述。
元末佛教及其管理概况，是明代僧官制度建立的现实基础。僧俗管理的混杂，以及元代统治者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尊崇，使佛教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情况愈加复杂。这里简述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一、藏传佛教的繁盛与番僧的特权
藏传佛教在元代受到官方的特别青睐。直到元代后期，藏传佛教依旧繁盛不衰。许多僧侶亦以“奇方异术”迎合统治者所好。与藏传佛教在元代皇族中的广泛传播相对应，藏传佛教僧侶亦受到特殊礼遇。
以元官方所封的“帝师”为代表，从帝师八思巴在忽必烈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恩宠开始。其后，亦怜真、答儿麻八刺刺吉塔、亦摄思连真、乞刺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相家班、相儿加思巴、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辇真吃刺失思等相继为帝师。
帝师在元代的政治地位、获得的官方尊崇恩荣，实为历代之最。元代统治者为了“因其俗而柔其人”，对藏传佛教采取空前的宽松和优待政策，封藏传佛教高僧为帝师。
与前代不同，元代帝师，不再仅仅是荣誉称号，而是具有实际政治管理职权的高级官员。统领土番之地大小官员，管理宣政院事务，辟举僧侶使臣，军民通摄，并受到元代统治者“无所不用其至”的礼遇。权力、威望可谓盛极一时。
元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过度尊崇和放纵，也使得藏传佛教很大程度上，在相对宽松开放的氛围中发展、膨胀，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处于专制集权制度下的世俗官僚体系中，过度的权力膨胀，导致以权谋私、欺民害民等事件屡有发生。诸多番僧倚政府之崇信，滥用特权，干扰世俗正常事务，对世俗正常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自世祖时期开始，僧官便以权谋私、仗势横行，上到皇室成员，下到平民百姓，无不敢欺。而元代统治者却采取默许、纵容态度，甚至出现“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的规定。使不法番僧气焰更加嚣张，终元世而为一大祸。
二、汉传佛教管理状况
元代统治者对汉传佛教，整体虽不如藏传佛教那样尊崇，但亦采取了比较宽松化的管理政策。官方通过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鼓励。自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皇室成员便开始支持佛教发展。忽必烈“万机之暇，自奉施食，持数珠而诵”又曾言：“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獨免之，并令锻倡安心办道。”并在各地创办寺院，大兴佛事。
忽必烈称帝第二年，便于西京普思寺，汇集全国僧侶四万人，举行资戒会七日，并令帝师于各大寺庙做佛事十九会。至元二十四年命西藏僧侶在宫廷以及万寿山、五台山等地举行佛事三十三会。
自忽必烈以后元朝诸帝，多延此政，扶植佛教、举办法事、赐田赐钞等，亦有帝王崇信靡甚者。时人危素曾言：“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
元代在寺院管理方面，依然将汉传佛教寺院分为禅、教、律三种。通过划分种类，分别加入控制。“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或颇通奸利云。”
元代统治者身体力行其对佛教的宽容和支持政策，用于佛事的费用也日益增加。元朝宫廷在佛事方面的支出呈激增趋势。尤其大德七年立功德司后，专门负责皇室宗亲的佛事功德事宜，醮祠佛事项目更是成倍增长。佛事占用大量资财，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消耗。
三、政治、经济特权导致的僧官弊政
僧侶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也为其谋取经济利益创造了便利条件。僧官借机干涉俗世事务，谋取不当利益。政治状况的败坏。统治者滥予僧侶名爵，滥授职权，造成诸多僧倡在俗世政权中的地位尊贵，僧俗混杂，僧人干预俗务，谋取不当利益现象严重。
元成宗大徳七年，郑介夫上奏，历数僧道机构、官员之弊。所言之僧官弊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机构臃肿庞杂。各寺、观现有管理职务足以尽责。增设地方僧司、道司，只会导致管理混乱，对佛道正常管理有害无益。二，相关官员专业素质低下。三，僧道官员恃特权，肆意干涉世俗事务。四，管理白云宗一派的衙门，不法尤甚。
这几条奏论，是切中当时佛教、道教的官方管理要害的。但成宗并未下决心彻底整顿僧官之弊。致使僧官之弊愈演愈烈。仁宗在东宫时，就目睹僧官为害状况，曾力奏禁止为僧官不法推波助澜的“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令的下达。
仁宗即位后，毅然采纳力求整顿僧官弊政的朝臣和佛门高僧奏议，下旨革罢僧道衙门：“除这里管和尚的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各处路府州县里有他每的衙门，教都革罢了，拘收了印信者。”
于是，各处僧道衙门均遭革罢，僧伽享有的司法权，也一并取消。元仁宗革罢僧道衙门之举，仁宗裁撤僧道衙门，革除其司法特权，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僧官不法带来的弊政和社会问题，有利于佛教整肃和社会安定。但僧官被罢，俗官转而欺压僧人，妨碍正常修行。
到文宗至顺二年，元政府复设广教统管府十六所，以僧为总管，掌僧尼事务；三年，复立功德使司。顺帝即位后，于元统元年，采纳儒臣奏议，悉数革罢。至正四年，部分名山大刹僧侶以“为郡县所苦，如坐地狱”为由，奏请恢复僧司，时任中书右丞的脱脱曰：“若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置地狱邪？”遂不许。
从中可以看出，僧官衙门之置废，很大程度也体现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僧官倚特权不法，危害世俗社会正常秩序，是以儒家思想治国理政之士所不能容忍，而在废除僧司衙门后，俗官有司则倚权欺僧，干扰僧尼正常修行，又为僧界所反对。
元统治者既欲安民，又欲管僧，导致僧官衙门时置时废，最终放弃。这固然是僧官在漫长历史发展演变中，世俗化程度已深，难以避免弊端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元政府虽崇佛重僧，但与治国安民理念的儒家相比，佛教在统治者心中的重要性，明显次之。
四、与佛教相关的秘密宗教的传播
元代后期，各种天灾人祸横行，民众深受其害，民间秘密宗教趁机争取民众，在下层民众中广为流行。最著名的便是白莲教。元政府曾对白莲教加以禁止，而脱胎于佛教、崇尚弥勒的白莲教，几经演变，以“弥勒下生”为号召，成为反元者。发动民众、推翻现实政权、建立理想社会的精神武器。
元末战争中，彭堂玉、刘福通、韩山童等反元军队，利用白莲教招徕民众，组织武装，开始了绵延数十年之久的反元斗争。这些广为流传的秘密宗教，其中一些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甚至脱胎于佛教，但发展演化到此时，其教义更加世俗化，主要宣传对象为基层民众，为反元斗争服务。
五、元末战争对佛教的影响
元末十几年战争，对佛教冲击很大。大批民众为躲避战火和沉重的徭役赋税，逃匿入寺，出家为僧，使国家可支配的人口、税赋等大量减少，而且使僧团的整体成分大为复杂，佛教寺院成为各阶层、各身份人口的聚集场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瑋，便是因家境贫寒、受战乱之苦，而一度入寺为僧，谋求生路。
处于战区的佛寺，屡屡成为军事斗争双方的战场。僧众逃散，佛寺遂废。“江淮南北所谓名蓝望刹多化为煨燃之区，而狐兔之迹交道，过其下者无不为之太息。”自元末战乱而逃难的僧侶，有些成为游僧，有些走上了反元斗争的道路。
明朝建立者朱元辑，少时出家皇觉寺，皇觉寺被乱兵所焚，“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之后便参与了郭子兴的反元军队。部分僧侶则借与佛教相关的民间宗教，组织领导民众反元。如袁州僧彭莹玉、荆门僧李智等。大量民众混入僧侶队伍，大批游僧出现，甚至僧人参与军事斗争，更加剧了元末僧团队伍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
总结
僧官，即由古代世俗帝制政府任命、代表政府管理佛教事务的僧人。僧官概念包括几个要点：第一，僧官必须由世俗帝制政府任命，同时意味它仅存在于古代帝制政权时期；第二，僧官须由僧人担任；第三，僧官管理的是佛教事务；第四；僧官在世俗政府划定的一定行政区域内行使职权。
元代僧官制度，较之前代，更加复杂。与唐宋以来僧官机构和官员权力逐渐削弱不同，元朝僧署和僧职的权力大大强化，出现“僧俗并用”、“政教合一”现象。僧官主政、俗官管理僧务等复杂情况，更使得元代佛教机构和官员更加复杂。
但僧官体系，因其在政治官僚体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较小，成为明代官制中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其在沟通僧俗二界、处理僧务等方面的内容也很重要，所以研究佛教问题，尤其涉及政治，不可不注重僧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