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佐尔格在东京与他的老友德国新任驻泰国大使馆陆军武官肖尔中校见面了，作为长期居住日本的东道主，佐尔格邀请肖尔中校喝了咖啡，闲谈间，肖尔中校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即德国将在6月20日左右进攻苏联。

佐尔格闻言表面毫无波澜，内心却心急如焚。喝完咖啡，佐尔格匆匆与肖尔中校道别，确认对方离开后，佐尔格转身便向苏联发去了密电，密电中佐尔格表示德国将在这个月或下个月大举进攻苏联。

第二天，佐尔格获得了更为确切的消息，进攻时间定在了6月22日，他在获取这项情报的第一时间传回了莫斯科，而在此之前，早在去年10月，他就已经向莫斯科传达了德国将入侵苏联的信息，如果苏联重视自己所传达的消息，那么应该有所准备。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6月22日凌晨3点，以德军为首的轴心国方面的3个集团军群，190个师共550万人突入苏联时，苏联却没做任何应战准备，此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德军兵分三路突袭，苏联节节败退，德军直逼莫斯科。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东北边境增派兵力，开展演习，剑指苏联。

面临双面夹击，斯大林疲于应对，立即向我国提出了援助要求。同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向毛主席致电，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动，破坏北平、张家口和包头的铁路交通，同时还希望我国能够抽调兵力到长城附近来牵制日军。

对于斯大林的请求，毛主席虽然给与了正面的反馈和回应，但是对于斯大林提出抽调兵力部署到长城附近的请求却表示了拒绝。

毛主席对苏德战争局势有自己的判断，一方面毛主席认为如果苏日战争爆发，日本为了肃清后方，会在华北地区加强镇压，的确会使我国面临更复杂的战况，这种情况下确有必要和苏联进行配合。

而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目前中共方面所面临的战局十分复杂，提供苏联的援助还不能实现兵力上的抽调和部署，只能是基于战略考虑进行长期配合，因此毛主席在给彭老总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毛主席针对苏德战争和有可能爆发的苏日战争进行了全盘考虑，我党虽然不会对苏联所面临的困局袖手旁观，但对与苏联的援助也应该是理智的、长期的以及间接的，主要采取在中国全面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给苏联以喘息的机会，在战略上进行配合。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我军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蒋介石解开虚伪的面具，真面目暴露无遗。当时我党在军事力量上正遭受这重大打击，面对蒋介石昭然若揭的野心，需要打起全部精神应对，实在抽不出兵力来援助苏联。

1921年10月，随着苏联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基辅保卫战、敖德萨保卫战中大获全胜，德军改变了作战策略，作战计划从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集中全部兵力进攻莫斯科。

莫斯科作为苏联的首都，在苏联军民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三大保卫战的胜利让德军看到了苏联军民高昂的斗志，因此德国意图通过攻占莫斯科来击溃苏联军民的斗志和决心。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得到密报，德军如果占领莫斯科，日军也将会对苏联远东和外蒙发起进攻，以此配合德军的行动。

苏联在与德军的作战中尚且自顾不暇，如果日本方面真的实施这份作战计划，那么苏联将腹背受敌，难以招架。当时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正成摧枯拉朽之势，这让苏联方面惊慌不已。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41年11月再次致电毛主席，提出要中共往长城内外和南满地区派兵，以牵制日军，破坏日军攻打苏联远东和外蒙的作战计划，给苏联以喘息的机会。

同时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毛主席施压，以期我党能不顾国内的严峻局势，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但即便面对如此压力，毛主席还是以顾全国内情势为依据，理智的拒绝了斯大林的求助。

1942年5月，苏德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德军在刻赤半岛和哈尔科夫等地的战役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日本向苏边境集结的消息再一次送到了斯大林的案头，斯大林再也坐不住了，第三次向毛主席求助，希望苏日战争爆发时，能够派八路军的正规军前往南满，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苏联方面还派遣弗拉季米洛前往延安，督促毛主席采取军事行动配合苏联，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步步紧逼，但重重压力之下毛主席并未妥协，毛主席清楚的认识到，苏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作为日本在东亚的主要战场，很难不被卷入其中，这种情况下的确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此外，作为共产国际的同盟，我们也不可能作壁上观，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采取一定的行动来与苏联进行配合都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鉴于国内的复杂情势，毛主席依然认为我国的配合是要有计划和有步骤的。

毛主席的决定并非不近人情，不愿向苏联提供确切的援助，而是当时我国内忧外患，不是不愿，而是实在有点有心无力。

当时我国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呢？一方面，蒋介石暴露出了他狰狞的真面目，不断对我党围追堵截，压缩我军的活动范围，而另一方面，国内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大部分的军事力量都已被牵制，同时日本还大力扶植汪伪政府，并把主要矛头指向新四军和八路军，双重夹击之下，我党哪里还抽得出兵力来援助苏联呢？

虽然德军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但德军并没有就此放弃，1942年7月，德军150万兵力再次直击斯大林格勒，企图通过切断苏联的补给线，迂回攻占莫斯科。在德军强大的军事武器的攻击下，斯大林格勒最终失守，莫斯科岌岌可危。

在此期间，斯大林第四次致电毛主席，不再直接要求派兵出战，而是要求派两个师到内外蒙交界地区接受武器装备，很显然这是斯大林的迂回战术，但是鉴于一直以来苏联对中国提供的武器援助主要是提供给国民党，毛主席看到了这次武器援助背后的危机，所以回绝了斯大林的要求，表示这样风险太大，难以实现目标。

遭到拒绝后，斯大林并不甘心，又在不久后第五次致电毛主席，这次斯大林还做了一定的退让，希望我军能派小型游击队到满蒙交接地区接收小型武器，不过即便斯大林给的回报丰厚至此，毛主席仍未松口。

直到192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解决日本这个后顾之忧，全力投入到对德作战中，斯大林第六次向毛主席致电，并建议毛主席抽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

毛主席深知苏联此刻已经到了紧要关头，经过多方考虑和研究，毛主席最终决定同意斯大林的请求，抽调部分兵力部署到长城内外一线，时刻准备着向东北地区开进，这样既能占领长城要塞，也能在关键时刻在华北战场牵制日军，确保苏联不受到夹击。

1943年2月，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苏德战争迎来了重大转折，苏军一路高歌猛进，快速击退德军，而与此同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遭受重创，再也没有能力出兵苏联，其妄图与德军合围苏联的计划也没能得以实施。

面对斯大林的六次求助，毛主席准确判断情势，顶住各方压力，时刻从我国长远利益出发，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做出了最正确的决策，而历史的发展也验证了毛主席的决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