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作为事实上的地方领主，往往都不满足于对其辖地内的剥削，通常会恃强掠夺辖外地方，越境相争层出不穷。

但由于很多原因，土司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复杂且微妙的。既有交往互惠的一面，如联姻，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土司之间往往会通过联姻的方式，大姓相扶，声势相依，甚至借兵报仇，形成关系网络以获取利益，实为朝廷所忌惮。

正是因为如此，朝廷甚至针对特殊地区的土司，就联姻事宜进行了限制。

隆庆二年，由于广西泗城州黄氏多衅，乃为其族繁，与诸土司联姻之故，所以朝廷便下其禁约，令从此之后黄氏“婚姻毋越境，有与侬缔婚以重论。”

土司之间又有其冲突的一面，“土司虽声势相倚，而夷性情猜忌”。特别是邻境土司，由于位置相邻，其势力范围错综复杂，为了各自的利益，轻者勾心斗角，互相谋算；重者互争地盘，械斗不止。所以既“交往互惠”又“冲突不止”便成为了土司间关系的一种常态，地跨云、贵、川、广四地彝族土司间的关系更是如此。

一、彝族土司同气连枝

作为同气连枝的“君长国”，黔西滇东的乌撒、乌蒙、芒部、普安、沾益等土司向来有着深厚的联姻传统，一则实为土官与土官之间的政治联姻，二则这与彝族自古以来的婚姻规则有极大的关系，彝族多为内部通婚，少与其他民族结姻。

在内部通婚的基础上又有等级之分，黑彝白彝之间不能通婚，都只能在各自群体内部通婚，这种等级之分到了明代变得更加严格。

至今，还流传有众多描述彝族的婚姻传统的俗语，如“黄牛自是黄牛，水牛自是水牛。黄牛不入牛围，水牛不同黄牛数。”

普安州隆氏历来就有跟安氏结为姻亲的传统，“多有累世为婚，然男家长以为男家，女家常以为女家。”

其俗直至清代依然如此。（乾隆）《普安州志》载：“普安无安姓，惟龙姓所娶妻多安姓。”

普安州与水西、沾益相邻，水西、沾益的土司皆为安姓，米鲁与隆畅即为沾益安氏与普安隆氏的联姻。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朱元璋遣使赍敕谕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时，称“东川、芒部这些少数民族，虽然种类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发源于“罗罗”，后世不断繁衍生息，逐渐各自开辟了统治区域，这才改名叫作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等，外界不干预时他们自己争斗频繁，有外界威胁时却又相互救援。”

天启二年（1622），“本州（普安州）罗罗应之，围困城池，杀掠军屯。”由此看来，这一区域土司的历史渊源之复杂可见一斑。所以朝廷并不信任这些土司，朱元璋曾在遣送东川“蛮人”的问题上指出：

如今要求这些蛮夷去抓捕、遣送东川的蛮族，恐怕这一命令下达之后，东川蛮族的阴谋诡计也会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变得更多，打着这些人的旗号制造更多事件。我们的军队应该更多小心谨慎，不能完全相信这些蛮夷群体。这些蛮夷群体平时不讲究伦理秩序，虽然是父子也不会相互掩护，他们的话怎么能相信呢？

我们如今想要降服他们，但是这些地方山势巍峨险峻，道路崎岖不平，树林阴翳茂密，本地的民众如同猿猴一样，朝廷的军队一旦到达，他们就会逃到森林之中，的确很难完全降服。最好的办法是让军队在这些地区屯田驻守，花费一段时间逐渐熟悉、适应环境，才能徐徐图之。

针对这种深厚的社会历史渊源，清人认为普安州土司，明代实力最强，多有叛逆之事。如今都已改土归流，只剩龙氏，因有功于国家，令其世袭千总、外委，土司势力十分衰弱。

普安一带，“安氏为济火之后，济火从诸葛武侯征雍闿，其后为大姓者数千年。龙氏于东汉初与功曹谢暹献土光武，龙氏为大姓者亦数千年。”

直至清代，普安一带的大姓仍有互为婚姻的习俗，其嫁娶风俗仍存，并未完全泯灭。所以普安州土司“虽爵减于前，其为大姓如故。”

要想实现对普安的管控，必须要彻底废除这样的“大姓之习”，因为土司之间相互联姻，同气连枝，唇齿相依，合聚则势炽，离心则瓦解。

要解决土司之间相互联合的状况，只有“破其大姓之习”，彻底进行改土归流才能实现。但有明一代，受历史环境所限，显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二、邻境土司参与争袭

一般来说，土司如果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都会先从邻近的土司开始下手，因为相距较近，交往较为频密，彼此更为了解，进攻也更加方便。除此之外，还涉及到占领邻境后的管理问题。

土司之所以择占领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习俗相近。首先，相邻境地土司、土民的民族成分大都相似，甚至是同源同祖。

其次，相邻境地的土民常常会越境交往，生活习俗如语言、服饰、生计方式等互相熟悉。这两种情况都会增强彼此的认同感，在占领之后，管理起来阻碍较小，易于管理。

确实，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许多矛盾便是因为“不通夷情”而产生，“明廷代以流官，不通夷语，不谙夷情，其下□得肆行苛刻，激变其党。”

所以，土司需要扩张，侵占领境是其最佳选择。当朝廷派兵征讨米鲁及后面事件的发展态势可以看出，安民在这场“承袭之争”中的确起了推动作用，“米鲁之变”从明弘治十一年（1498）起，至明弘治十六（1503）年止，历时五年之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安民的支持。

从敌对关系来说，安民与隆畅之间便是以“承袭之争”作为他们冲突的焦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普安、沾益、水西、乌蒙、乌撒等土司祖先皆为隆穆，一作祝明，皆为彝族土司，乌撒、乌蒙、水西、普安、沾益更是境土相连，世为亲戚。以沾益土司与乌撒土司来说，“四川乌撒军民府、云南沾益州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

当沾益州世绝后，作为亲族的乌撒土知府一方可以作为袭替人袭沾益职，这在安民祖上便有其先例。而当隆畅的所有顺位人死后，作为安民亲族的米鲁继位。

米鲁死后，极有可能是沾益州的人继承普安州土司一职，所以安民支持米鲁争袭，或许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正因为如此，“故贵州论者以米鲁等谋叛皆安民主之”。这次事件是安民借普安州土判官的“承袭之争”这一机会，利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扩张自己势力的目的。再者，即使原为亲戚，平时并无嫌隙，但由于自身势力的持续发展，便有了对外扩张势力的想法以及行动，借此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必然会引发矛盾，产生纠纷，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

如乌撒与沾益之间的借袭与争袭便屡禁不止，严重时“彼此仇杀，流毒一方，以致土民连名赴奏，事行两省会勘，历十四年久不结”。

又有万历三十七年(1609)，“米鲁之变”平息后，此种邻境土司参与争袭或互相攻掠的情况依旧层出不穷。

尤其是在接壤地区，不时便会出现统众越境仇杀，扰害邻封的事件发生。如普安州黄草坝东南的龙光一带为安隆土司世辖，安隆土司被杀后，辖地由泗城州代管。

安尧臣乃为水西宣慰司安国亨之子，其欲以水西之力，篡镇雄、制永宁。又“有盐仓土目安效良者，沾益土官安远叔也，先以谋袭沾益不遂。”

虽未成功，但确为谋袭之事实。从政策上来说，土司与土司之间的争夺，还跟明王朝“以夷制夷”的统治策略有关。朝廷认为“夷蛮多诈不足信也，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耶。”

针对土司间的争斗，特别是土司之间的小范围争夺，只要不影响全局，朝廷的态度往往是“仇杀者任之”，利用其争斗使之相互牵制，削弱土司的势力。

一旦有此事件发生，朝廷便抓住事机，趁其势力被削弱，将其改之分之。如沾益、乌撒两境相邻，连年争地不断，“洪武二十七年，云南省所属的乌撒军民府土知府卜穆上奏，称沾益州屡次侵占其土地。”

朝廷便利用此种情况，将其争夺之地分给乌撒卫所官军屯中，以削弱乌撒土司的势力。再如永乐年间，思南宣慰使与思州宣慰使相互攻击，趁此机会，朝廷一举将两者革除，将其地分为八府。

嘉靖五年，兵部奏称四川芒部土司陇氏在境内激生事端，造成两省骚动，朝廷征调大军征剿，才最终平定下来，“今其本属亲支已尽，无人承袭，请改为镇雄府，设流官知府统之。”

由于彝族土司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明廷处理这一带的土司问题十分棘手，如郎岱土司的辖地与水西相连，双方常常互相勾结，攻打掠夺周边地区，而“上官惟加衔饵，不敢一问也”。

因为彝族土司之间同气连枝，中央无论是改土归流还是介入土司承袭问题，都会引起整个地区的强烈反弹。

所以在处理问题时，往往还要借助这些土司本身的传统。不仅异地的土司会相互争夺，同地土司，即小土司与大土司、上级与下级之间也易互生冲突。在普安州，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即各营营长与普安州土官的关系。

从职能看，营长与其他地区的长官司相似，所以营长与土官的关系实为上级与下级、大土司与小土司之间的关系。

朝廷敕封的土官，之前也是营长，在成为朝廷事实意义上的土官时，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自己营内土民的直接管理者，又是各营的最高管理者，依靠其他营长对土民进行间接管理。

有事则团结一致互相救援，无事则明争暗斗。或是土官抢掠营长财物，如前普安安抚司安抚使慈长，便长期压榨辖内营长，谋占营长黄暹、阿赛之地，私置武器，聚众杀掠，甚至强抢他营土民之妻为妾。或是营长反抗、欲谋土官之位，如普安州营长阿保，一则挑拨土判官隆畅与子礼的关系，令其不和，二则与米鲁私通，支持米鲁争袭，后人称其“以部落弑其主”。

各土司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存在着力量的对比与交汇。只要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冲突，而相邻土司间的冲突又显得尤为突出，他们相互算计，你来我往，互相掠夺，是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