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开战后，朱可夫元帅的名字屡被提及。在很多军迷心中，他是前苏联的“军神”、“战神”。

1896年底，朱可夫出生于俄罗斯卡卢加州一个贫农之家。19岁应征加入沙俄骑兵，22岁参加红军。

1939年发生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战役”，让朱可夫一战成名。次年5月，提前晋升为大将，当时还只有44岁。

苏德战争（苏联称卫国战争）爆发后，朱可夫像一名救火队员，多次临危受命，一路打怪升级，直至攻克柏林。

朱可夫元帅

自然，他也获得了最多、最高的荣誉，如1942年8月，出任惟一的副最高统帅；1943年1月，在战争中第一个晋升元帅；1945年5月，代表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投降。

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四次荣膺“苏联英雄”勋章，一个是“苏勋宗”勃列日涅夫，另一个就是朱可夫。

但在二战结束之后，朱可夫的经历却相当坎坷，这位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军神”，在另一个领域里却跌跌撞撞，以至于晚景凄凉。

朱可夫的沉浮，自然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三任苏联领袖密切相关。

崛起的背景

众所周知，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崛起了一批能征善战的中青年将领，最著名的就是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等人，他们出生在1895年之后，不妨称为“九五后”少壮派。

背后有几个原因：

首先，从1937年至1939年的“大清洗”，洗掉了大批高级将领，客观上也为少壮派的崛起留出了空间；

其次，老一辈将领完全不适应纳粹德国军队全新的战略战术，当年威名赫赫的布琼尼元帅、伏罗希洛夫元帅均在战争初期因为作战失利被免去军职，库利克元帅还被降为少将（1950年被处决）。

朱可夫晚年回忆：

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许多领导人过于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大部分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人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理论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却按老框框准备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的战争与过去一样从边境作战开始，然后敌人的主要兵力才开始进攻。但是这次战争却出乎意料，希特勒德国的所有陆军和空军从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进攻行动。

更重要的是，自古至今，真正优秀的将领都是在无情的实战中“打”出来的，而不是闭门造车“造”出来的。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被残酷战争淘汰的，不只是老一辈将领，也有年轻将领中的平庸之辈。

例如原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在西班牙内战、苏芬战争中有功，与朱可夫同时晋升大将，比他还小一岁，原本行情看好。但他在战争爆发后惊慌失措，指挥不当，导致部队溃败，丢掉了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于7月22日被判处死刑。被同时处死的，还有他手下的3位少将。

在新崛起的“九五后”将领中，朱可夫也处于领跑的位置。虽然1939年晋升大将后，他才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但次年年初就出任总参谋长；战争爆发后，他是最高统帅部核心成员中唯一的“年轻人”。

斯大林的信任

成就朱可夫威名的，除了他自身的素质和才能，当然还有斯大林的赏识和信任。

空军少将乔良曾说：

他（指朱可夫）最大的运气，是在他的人生和战争（二者对朱可夫而言几乎是同义语）之路上遇到了斯大林，是斯大林给了他成就伟业的机会。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道理大家都懂。

在丢城失地、疲于应对的战争初期，斯大林对朱可夫的信任到了依赖的程度。

朱可夫回忆，在莫斯科会战最危急的时候：

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的地段取得了战术突破后不久，斯大林打电话问我：

“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斯大林听了很高兴，答应增派2个集团军。

按照惯例，每逢“十月革命节”，苏联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如今德军兵临城下，谁还奢望纪念活动呢？

斯大林毕竟是领袖。11月1日晚上，他从前线召回朱可夫，就此征求意见。朱可夫说，德军在最近几天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斯大林立即决定举行阅兵式，让在场的莫洛托夫、贝利亚等人倍感吃惊。

11月7日，在红场举行了悲壮的阅兵式，斯大林出席并讲话，一些部队受阅后直接开赴战场。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无疑，斯大林的大胆决策建立在对朱可夫的信任之上。

斯大林与朱可夫

当然，朱可夫也没让斯大林失望，一次次临危受命，一次次力挽狂澜，特别是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三大战役，彻底扭转了苏军的被动局面。在这些战役中，朱可夫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果说前期的作战任务还有“救火”的性质，到了1944年底，胜利已经在望，分配作战任务就是分配蛋糕了。

1944年10月，斯大林让朱可夫接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当时面向柏林）的司令员，原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改任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员。这样调整，意味着“攻克柏林”的光环将落到朱可夫的头上。罗氏也是一员骁将，自然很不情愿，但斯大林主意已定。

顺便说一句，罗氏也曾在类似的分蛋糕中得过好处。1942年底，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当苏军实现对德军主力的合围之后，斯大林让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把3个集团军交给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统一指挥。此役一举歼敌数十万，让罗氏大放异彩。

到了1945年初，围攻柏林的两个方面军分属于朱可夫、科涅夫两个元帅。在划分两支大军的作战边界时，斯大林再次偏袒了朱可夫，把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德国国会大厦划在朱可夫所部的攻击范围内。

朱可夫不是神，也有失误的时候，但总体说来，斯大林对朱可夫保持了信任，越到战争后期越信任。

敢于谏言

朱可夫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了斯大林的充分信任，但他的特点就是勇于进谏，敢于坚持。

朱可夫在地图前

在为期四年的战争中，朱可夫与斯大林发生过多次争论。例如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主动求见斯大林，汇报自己的建议。

朱可夫晚年回忆：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我问道。

我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当前惟一可能的、惟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我断然回答。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朱可夫继续汇报。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

“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我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我们缺了列宁都能行，缺了你更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让朱可夫离开会议室。

半个小时后，斯大林宣布：解除朱可夫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改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两个月后，基辅陷落，苏联西南方面军70万名官兵被德军围歼，60万人被俘。事实证明，朱可夫的建议是正确的。

朱可夫多次承受斯大林的批评、嘲讽、发怒。斯大林之所以还能保持对他的信任，归根结底，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大多证明朱可夫的建议是正确的。

顺从的一面

朱可夫骄傲、倔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如果把他看作天真单纯、桀骜不驯、在领袖面前固执己见，那也不是事实。

作为党员和军人，朱可夫受到党纪、军纪的严格约束。

作为高级将领，朱可夫不可能不知道：斯大林对高级将领的信任是有限度的。即使是在紧张的战争期间，他也没有放松对前线将领的监控。

作为直接的下级，朱可夫当然也深知斯大林坚定、自负、多疑的个性。朱可夫曾经评价：

“斯大林不喜欢改变自己的决定。”

所以，朱可夫也多次让步，违心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和指示，特别是在一些不那么原则的事项上。

有一次，当朱可夫反对动用最后的预备队进行反击后，斯大林愤怒地挂断了电话，并让布尔加宁来到前线指挥所传话：

“斯大林说：‘你同朱可夫骄傲了。但我们将设法约束你们！’他要求我立刻来找你，迅速组织反突击。”

朱可夫只好组织反击，结果自然是得不偿失。

朱可夫在前线

在莫斯科会战中，还有这样一件趣事：

斯大林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听说，苏军放弃了杰多夫斯克城，这里距离莫斯科很近。

最高统帅打电话给我：

“你是否知道杰多夫斯克被敌人占领了？”

“斯大林同志，不知道。”

斯大林立刻生气地说：“司令员应当知道在他的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赶快到现地去亲自组织反冲击，收复杰多夫斯克。”

问题很快搞清楚了，被德军占领的不是杰多夫斯克城，而是杰多夫斯克村。

我决定给最高统帅打电话说明是弄错了，斯大林大发雷霆，他要求我立刻出发去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并设法把这个最不幸的居民地一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还命令我带上第五集团军司令戈沃罗夫，并说：“他是炮兵，让他帮助罗科索夫斯基组织炮兵火力，以支援第16集团军。”

在这种情形下，反对已经没有意义。

于是，在战事非常紧张的关头，这个方面军司令员带着两个集团军（高于军）的司令员，下到一个师部，命令师长派出一个步兵连和两辆坦克，把占领那几幢房子的德军一个排赶了出去，完成了一次“最高任务”。

显然，事情不大，但可以看出朱可夫的身段有时也足够柔软。

高光时刻

朱可夫的高光时刻是哪一天？

军迷们都知道：是1945年6月24日。

5月7日，朱可夫被任命为德国苏占区的最高行政首长、驻德苏军总司令。

朱可夫与盟军在柏林

第二天午夜，朱可夫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当德国代表签字后，朱可夫激动得热泪盈眶，对周围的苏军将领们说：

“伟大的荣誉落到了我和你们的身上！”

斯大林很快就知道了朱可夫此时的表现，他在随后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强调了“伟大的光荣属于俄罗斯人民”。唯一一次提到朱可夫，也只是和莫斯科会战联系在一起。

5月24日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盛宴庆祝胜利，他意味深长地说：

“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信任是对人类的敌人——法西斯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保证。感谢她，感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任！”

可惜朱可夫没有听懂弦外之音。第二天晚上，他邀请部分战友到自己郊外的别墅里再度欢宴。这些元帅、将军们喝不够的伏特加酒，说不完的战场往事，在歌声和欢呼声中把朱可夫称为胜利者，却没有刻意赞颂斯大林。第二天，这场晚宴上的言谈录音和内务部的密报就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作为领袖，斯大林打算在莫斯科举办“胜利阅兵”。

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最合适的检阅首长是斯大林。

按照俄罗斯传统，检阅者必须骑白马。斯大林还悄悄练了一次骑术，无奈年事已高（66岁），驭马困难，练习中还有一次落马，只能把这一最高荣誉交给自己的第一助手朱可夫。

6月18日，斯大林召见朱可夫，指定他担任阅兵首长。朱可夫后来回忆：

我回答说：“谢谢给我这样的荣誉。不过，由您来阅兵不是更好吗？您是最高统帅，就权利和义务来说，都应由您来阅兵。”

斯大林说：“我阅兵已经老了，还是你来吧，你年轻一些。”

6月24日上午，莫斯科下起了蒙蒙细雨，但人们异常兴奋，满城洋溢着喜悦和欢乐。朱可夫描述：

当英雄的团队从列宁墓前通过时，大家特别兴奋，走在各团队前头的，是在同德军作战中闻名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

随后，200名老战士在鼓声的敲击下，把200面法西斯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墓的台阶下，这时，无比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前排左二为朱可夫

在红场列宁墓前

士兵倒持纳粹军旗

朱可夫骑着高大的白马，威风凛凛，十里雄师向他致敬，数万群众向他欢呼，他的脸上也洋溢着自豪和骄傲。这一天，他是全世界的焦点。

但他没有注意到，站在列宁墓主席台上的斯大林面无表情。作为领袖，他已经习惯了群众的欢呼和赞颂，无法容忍自己成为配角，更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自己构成威胁。活动结束后，斯大林默默无语地离开了列宁墓。

9月，朱可夫再次担任阅兵首长，在柏林检阅了苏军和盟军。

贬谪

1946年3月，朱可夫奉调回国；4月10日，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

由苏共中央干部局局长阿巴库莫夫（不久改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牵头的一个班子实施了调查，诬称朱可夫图谋不轨。

1946年5月，发生了“航空工业人员案”，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等人被捕。名义上，此案清查航空工业部向空军提供劣质飞机，而空军负责人知情不报，参与作弊；实质上，此案是针对朱可夫的。专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让诺维科夫举报朱可夫居功自傲，纵容下属渎职。

还有一种说法：调查发现朱可夫的家里有不少从德国弄来的财物，朱可夫写信承认了错误。

6月3日，朱可夫被解除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降任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军区司令员。

6月9日，斯大林在一份“绝密”材料上签字。该材料历数朱可夫的罪状：

“毫不谦虚，具有野心，对自己评价太高，在和自己的下属人员谈话时，把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卫国战争中的主要军事行动都说成是自己策划和执行的。”

“批评斯大林，批评最高统帅部和政府的一些措施。”

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垮掉的和被解职的人”，他以此来对抗政府和最高统帅部。

这份材料竭力贬低朱可夫的功绩，甚至他在柏林战役中的功绩也微乎其微：

“若没有科涅夫元帅的军队从南方的打击，没有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从北方的打击，柏林是不可能被围困和攻克的。”

此时，朱可夫的家庭也出了问题。他与妻子季耶夫娜相爱于1922年，有两个女儿，原本感情很好。但常年的军旅生活使他们聚少离多，渐渐疏远。朱可夫被贬敖德萨后，饱受刺激的妻子没有选择随他离开莫斯科，主动提出了分手，朱可夫忍痛答应，把城里的公寓让给了季耶夫娜。

朱可夫被贬之后，仍有多名元帅、将军受到侦查、逮捕、刑讯，莫斯科还派去工作组到敖德萨军区实施突击检查。

根据调查汇报，1947年1月20日，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

“给朱可夫同志最后的警告，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来改正错误，做一个符合指挥员称号的诚实党员。”

随后，撤销了朱可夫的中央候补委员。（注：1952年重新当选）

后来，朱可夫又被调到远离莫斯科的乌拉尔军区担任司令员。

1950年9月，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上映，主角只剩下斯大林和两三个基层官兵，出场的少数元帅和将军也没用真名。在影片的结尾，一身戎装、雄姿英发的斯大林亲自飞抵柏林，接受苏军和盟军的热烈欢呼。当然，这是艺术虚构，斯大林从没有去过柏林。

远在乌拉尔军区的朱可夫，看了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感想？

不过，即便有些感慨，也很难直抒胸臆，因为他仍然处在有关部门的监视和监听之中。

恐怕他也没想到，他还会东山再起，叱咤风云。

赫鲁晓夫的新盟友

1953年3月5日，在位29年的“慈父”斯大林病逝。

当天即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贝利亚率先提名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总理），马林科夫接着提名贝利亚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任新的内务部（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部长。

无人反对。于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及掌管党务工作的赫鲁晓夫组成了行使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

在这个组合中，赫氏的优势最小，急需强大的盟友。

他想到了被放逐的朱可夫。

他们的交情产生于战争年代。当年，赫鲁晓夫多次被派往前线担任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相当于政委）。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战场，与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将领结下了友谊。

1944年2月，赫鲁晓夫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负责协调乌克兰第一、第二方面军。赫鲁晓夫后来回忆：

“当我们还在基辅城外时，朱可夫自总司令部来到前线。我们同睡在一个地窖之中，整天在一起谈笑、讨论局势。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就觉得没有必要再使用这个地窖了，因为德国军队已被我们赶进森林里去了。”

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知道朱可夫在军队里深孚众望，此时也需要拉一把。

所以，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伸出援手时，朱可夫接住了这双手。

斯大林刚去世，朱可夫就东山再起，出任国防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抓捕贝利亚

1953年初夏，赫鲁晓夫决定和马林科夫联手，清除最可怕的对手贝利亚。

贝利亚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因为忠心耿耿、能力出众，深得“慈父”信任。1938年8月后，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席，负责全国的安保和肃反工作，成为大清洗后期的主要执行者；1945年晋升为苏联元帅。

贝利亚（网络图片）

贝利亚精明过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斯大林一死，他立即推动颁布了大赦令，并为“莫斯科医生案”、“航空工业人员案”等冤假错案平反，以此收买人心。但他的巨大权力和胆大妄为仍让高层人人自危。

赫鲁晓夫描述了他当时的心态：

“我感到贝利亚马上就要开始掌管一切，而这就是末日将至。我不相信他，我已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和杀手。”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分头串联，争取到主席团多数人的支持。6月26日，在主席团会议上成功抓捕了贝利亚。

对抓捕过程有不同说法，本文主要采用赫鲁晓夫的回忆：

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卫队由贝利亚控制，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警卫也由贝利亚负责。

为了干掉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决定依靠信得过的将领。首先确定了莫斯科防空部队司令莫斯卡连科等5人；会前一天，又增加了朱可夫等5人。安排这10名元帅、将军带上武器，坐在一个房间里等待。赫鲁晓夫无意让朱可夫成为主角，但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

马林科夫主持了会议。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讨论贝利亚的问题，然后历数贝利亚的罪错，最后他说：

“通观贝利亚的所作所为，我有个感觉，他根本不是个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向上爬的人，他为了追名逐利混进党内，他的表现具有挑衅意味，是无法容忍的。一个好人居然会如此表现，简直不可思议。”

紧接着，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表态支持，只有米高扬提出应该给予贝利亚改正的机会。马林科夫过于紧张，忘了总结，也没有组织大家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解除贝利亚职务的动议进行表决，就按电铃叫来了军人，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朱可夫元帅。

马林科夫温和地对朱可夫说：

“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建议您拘捕贝利亚。”

朱可夫迅速逼近贝利亚，断然一喝：

“举起手来！”

莫斯卡连科等人亮出了武器。贝利亚伸手去拿放在身后的公文包，赫鲁晓夫一把抓住他的手。后来发现，公文包里没有武器，贝利亚只是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上述回忆有赫鲁晓夫吹嘘自己、贬低马林科夫的成分，但基本靠谱。

贝利亚成为最后一个被处决的苏联领导人。按照官方的说法，他经秘密审判后于12月23日被处决；按照赫鲁晓夫对中共中央代表高岗的通报，则在被捕当天就枪毙了。

在抓捕贝利亚的过程中，朱可夫元帅成为“带头大哥”，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军衔最高，威望最高；二是他的态度坚决、果断，因为他对贝利亚长期主持的清洗、监控和镇压有着切肤之痛。

朱可夫起到的作用远不止带头抓人。当时，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并非军人出身，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朱可夫的手中。朱可夫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他代表军方支持扳倒贝利亚。

这是朱可夫第一次出手帮助赫鲁晓夫。

他也得到了回报：1953年7月补选为中央委员，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持续力挺

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6年2月24日深夜，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得到了朱可夫的坚决支持。

一石激起千重浪。为了统一思想，苏共拟再开一次中央全会，指定朱可夫发言。5月19日，朱可夫将发言稿提交中央审查。在这份讲稿中，他全面、激烈地批评了个人崇拜带来的恶果。由于多种原因，这次全会没有开成，发言稿锁在档案柜中长达40年，但主要内容写进了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消除个人崇拜及后果》的决议之中。

这是朱可夫第二次站在赫鲁晓夫一边。

《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20万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接待中共代表团。在客人下榻的宾馆里，赫鲁晓夫两次接到朱可夫的电话。

第一次，朱可夫报告：匈牙利国防军一个营去维持秩序，结果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给朱可夫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援助。朱可夫回答说：

“你是国防部长。如果要请帮助，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请你们党中央跟我们的党中央谈判。”

一个小时后，朱可夫再次电话请示，赫鲁晓夫回答：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

当晚，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赫鲁晓夫主张出兵，朱可夫等人表态支持，只有米高扬建议先采取政治措施。

当天深夜23：00，在朱可夫指挥下，苏军出兵匈牙利。此后，他也一直支持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反抗者持强硬立场。

这是朱可夫第三次支持赫鲁晓夫。

挺身救驾

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触犯了一些大佬的利益。

1957年6月5日至14日，赫鲁晓夫出访芬兰，其政敌趁机密谋。

6月18日，中央主席团开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7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坚称这一职务是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只有召开中央全会才能解除。当时，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3人。

马林科夫（网络图片）

双方激烈争吵一小时后，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赶到了会场，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说：今天的会议必须立即停止，等明天大家都到齐后再开；否则，他将退出今天的会议。这一提议马上得到了通过。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团其他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悉数到齐。对方声色俱厉，火力猛烈，先声夺人。朱可夫再次挺身而出，历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大清洗中犯下的罪行，给他们扣上了“小集团”、“宗派主义”、“搞分裂”等帽子。看清了朱可夫的立场之后，主席团其他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几乎都站到了赫鲁晓夫一边，但他们没有表决权。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

关键时刻，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携手合作，动用军用飞机和火车，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外地的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检查委员接到了莫斯科。

6月22日，中央全会召开。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先让支持自己的苏斯洛夫介绍了前几天主席团会议的情况，接着让朱可夫第一个发言。朱可夫历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罪状，声称如果这些人上台，就会重演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的大清洗悲剧。他表示：只要党和政府发出号召，军队就“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胸膛来捍卫我国的利益，粉碎任何胆敢进攻我们的敌人。”

在朱可夫等人带动下，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站在赫鲁晓夫一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被打成苏联最后一个“反党集团”，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赫鲁晓夫大获全胜，朱可夫居功至伟，晋升为中央主席团委员。

功高震主

朱可夫救驾有功，赫鲁晓夫却开始心事重重。

此后，朱可夫有些踌躇满志，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继续干涉军队的做法十分不满，甚至扬言要干掉谢罗夫，“要把他和卢比杨卡（指克格勃）一块儿端。”

朱可夫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军队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新型战争。他认为军队是军人的事，反对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曾说：

“现在，在《红星报》（注：苏联军报）上日复一日地刊载文章，号召提高和巩固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批评指挥员。这种政策迟早是要把军队搞垮的。”

更让赫鲁晓夫不安的是，虽然自己名为最高统帅，但军权实际掌握在以朱可夫为首的一批将领手中。既然朱可夫的威望、权力这样大，谁能保证他一直听话呢？

1957年10月，即将在基辅军区开展军事演习，中央忽然安排朱可夫访问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朱可夫打电话询问，赫鲁晓夫回答：“没有您，我们也能安排好演习。”

10月4日，朱可夫开始出访。赫鲁晓夫立即结束在克里米亚的休假，先回莫斯科，再赶到基辅军区，在高级将领中打招呼。

19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并在全军、全国迅速传达。大家都知道，这是冲着朱可夫来的。

26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第二天，《真理报》发表公告：国防部长易人，新部长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29日召开中央全会，对朱可夫进行清算。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赞誉有加，严厉批评他搞“朱可夫崇拜”，夸大自己在卫国战争、在与“反党集团”斗争中的作用，指责他未经中央同意开办的“中央谍报学校”是“恐怖分子学校”。他说：

“在对待朱可夫的问题上, 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任何人如果不服从党的利益，党是不会宽恕他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绩。这应当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条法则。”

全会对朱可夫的错误做出结论：

“破坏了列宁关于党领导武装部队的原则，执行了旨在收缩党组织、政治部门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

据此，撤销了其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11月5日，朱可夫调任北极军区司令员。这一天，正是他的61岁生日。

四个月后（1958年3月），朱可夫正式退休。

后来，赫鲁晓夫为自己辩白：

1957年秋天，我们又只得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告别。对我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决定。我甚至要说，这对我来说是个令人心碎的决定。我的感情在同理智作斗争。我的感情在朱可夫一边，我同他一起共事多年，我很敬重他。……然而当朱可夫进入中央主席团之后，开始日渐得势，使国家领导人感到有些担忧。中央主席团委员曾屡屡发表意见，认为朱可夫正在走向军事政变，并以此攫取政权。我们还从许多军方人士那里得到这样的情报，他们谈到朱可夫的“波拿巴主义意向”。事实逐渐愈攒愈多，已不能置若罔闻，不能不担心国家遭遇拉美型的政变，我们只好撤去朱可夫的职务。

面对政治家的谋略，军人朱可夫又一次一败涂地。

有趣的是，得到赫鲁晓夫重用、接替朱可夫职务的马利诺夫斯基到了1964年，也参加了掀翻赫鲁晓夫的政变。此后，他还在酒宴上公然建议中国元帅贺龙效仿他们，也搞掉自己的最高领袖（详见《乌克兰出生的历史名人》一文）。

军人本色

梳理一下朱可夫的经历，能找到一些思想脉络。

首先，朱可夫是个正直、正派的军人，私心不重，也不屑于两面三刀。很多人都肯定了这一点，即便是赫鲁晓夫也承认：

我喜欢他的是，当我们讨论同美国达成某个具体的裁军协议，包括允许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核查的可能性时，他同许多军人不同，并未表现出本位主义的顽固态度，有时身穿军服的人就有这样的表现。

其次，朱可夫亲历了“大清洗”等重大事件，一贯痛恨对军人和干部进行清洗、监控与镇压。

传说在195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有这样一幕：

朱可夫揭露某些大佬要为三十年代参与清洗红军将领承担罪责。被指责的人辩称：“当时谁都不得不在逮捕文件上签名表示同意，你朱可夫本人也很清楚，如果翻一翻当时的文件，大概也可以找到由你朱可夫签字的文件。”正在主席台上的朱可夫突然转过身回答说：

“没有，你找不到，你去翻吧！由我签字的这类文件您是绝对找不到的！”

第三，戎马生涯塑造了他的独立性格和果断作风；随着权力增大，他也的确滋长了一些骄傲、自负。作为军队的代表，他反感来自政治家的干扰，自信可以自行决定军内大事。

有的研究者认为，朱可夫甚至不甘心遵守“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认为军队应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些言行显然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晚年朱可夫眼神不再犀利

（网络图片）

第四，在德国驻军期间，他曾与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盟军将领密切接触，西方的军队文化、军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对他的治军思想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

柏林战役之前，斯大林致信艾森豪威尔：根据盟国之间的协议以及苏联军民的巨大牺牲，希望由苏军率先攻入柏林。当时，德军主力大都在阻击苏军。但艾森豪威尔收信之后，就按兵不动，停止进攻。后来，斯大林也说：如果盟军的最高统帅不是艾森豪威尔，美军就会抢先攻占柏林了。作为这种契约精神、自主风格的受益者，朱可夫应该感触更深。

1952年，艾森豪威尔通过竞选当上了美国总统，1956年又获得连任，在政坛长袖善舞。而朱可夫作为一名苏联将领，即便有政治理想，也只能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

《回忆与思考》

朱可夫晚年的最大成就，是撰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思考》。

1965年，法国一家出版社拟出版二战领导人回忆丛书，向朱可夫约稿。朱可夫答应了，但要求首先在国内出版。

1966年3月，朱可夫如期交卷。

他的回忆录是一部军事史巨著，需要军事专家的参与。由于他尚未平反，军史研究所和军事出版社的军人们都不愿担任此书编辑，担心影响自己的前途。

回忆录上报后，迟迟没有批复。后来，得到上面暗示，说这本回忆录没有提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战争年代，勃氏曾在第18集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但朱可夫在战争年代从没见过他。无奈，出版社只好在书中杜撰了一个细节：朱可夫在前线视察第18集团军时，想见见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但是他不在，到最前沿去了。

于是，审核顺利通过。1969年2月，《回忆与思考》一书面世。

回忆录立即引起轰动，得到广泛好评，多次再版，并译作多种语言。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赫鲁晓夫晚年评论：

我至今仍敬重朱可夫，尽管他在回忆录中谈了我的坏话，我并不抱怨他。我认为这些文字并非他本人所写，而是那些利用他的材料写书的人杜撰出来的。这本书不可能是朱可夫的作品。其中的内容朱可夫写不出来。他是个骄傲而正派的人。不会对斯大林大加颂扬。当斯大林的屠戮行为和他给我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已是尽人皆知的时候，朱可夫这个正直的人不可能去为斯大林辩白。

最早的中译本（网络图片）

1972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回忆与思考》，列入“供内部参考”的“灰皮书”系列。

1995年，莫斯科新闻出版社出版了最忠实原著的新版本，由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根据原稿和档案材料修订。

2003年，解放军出版社据此出版了新译本，改名为《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书的封面体现了尊敬和友善

厚厚的一本回忆录，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写在扉页上的一行字：

献给苏联士兵

在《结束语》中，朱可夫写道：

我把这本书献给苏联士兵，是他们用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鲜血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晚景凄凉

1964年10月，热心推广玉米的“苏穗宗”赫鲁晓夫下台，热心接受勋章的“苏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

“苏勋宗”没有无视朱可夫的声望。1966年，授予朱可夫列宁勋章；1971年，授予他第四枚“苏联英雄”勋章，以祝贺他的75岁生日。

但勃列日涅夫一直没有给朱可夫平反。

朱可夫门可罗雀，日月漫长，幸有第二任妻子陪伴。

早在乌拉尔军区任上，朱可夫健康状况不佳，军医加林娜被派来照顾他。加林娜为人正直，善良热情，又年轻漂亮，朱可夫很喜欢她，常常与她聊天。

日久生情。1950年，23岁的加林娜与54岁的朱可夫开始共同生活，从此荣辱与共，甘苦分享，1957年有了女儿玛丽亚，1965年1月正式登记结婚。

1967年12月，加林娜确诊患了癌症；很快，朱可夫也中风病倒。此后，他们相依为命，与病痛苦苦抗争。

朱可夫和家人在一起（网络图片）

1971年，苏联战争大片《解放》上映，“朱可夫元帅”多次出场，历史恢复了部分模样。

1973年11月，加林娜病逝，给了老元帅沉重一击，但他已无力去墓地。

次年6月18日，朱可夫病逝，享年78岁。

他应该知道，对他和家人的监控、监听从未停止过。

他也一直没有等到平反。

朱可夫元帅铜像（网络图片）

直到1995年5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朱可夫的名誉才得到彻底恢复。在莫斯科红场附近，为他竖起了一座大型青铜塑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亲自主持了铜像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