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林、王康莉/文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1949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号令，晋绥解放区抽调干部及各类干部学校16000余人，编为五个梯队，加上三个警卫团、医院、临汾留守处等共4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后改称西北入川工作团），在贺龙、李井泉等领导下随解放军18兵团、7军19师南下。

01

父亲的名字由来

父亲王勇，是山西省离石县信义村安后沟村人。原名王万发，抗战时期为了安全，曾用名刘家保。1940年参加革命，是县游击大队、武工大队的队员。参军入伍当过侦查兵、班长、排长，还在晋绥分区八分区二中队任决死队队长。父亲作战勇敢，有勇有谋，屡屡得胜。上级领导说，你打仗很勇敢，得改改名字，就叫王勇吧！父亲很是喜欢，欣然接受，于是王勇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02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八岁就独立去赶集，从安后沟到田家会集市，再从集市回家，来回一趟有六十多里地。父亲天不亮就出发，把爷爷编的筐子用毛驴驮上到集市去卖。天刚亮，当赶集的人断断续续到了集市上，父亲已经到了一会。他找好地段，摆好筐子，开始叫卖。顺利卖了筐子，父亲才买了一个烧饼边走边吃。回到安后沟家里，月亮已经爬上半山坡。

03

第一次知道山外的世界

老家安后沟村小，老百姓生活不富裕。如果没有战乱，乡亲们的生活也还平静。但正是因为战乱，又因为村子偏僻，总有许多散兵游勇流窜。老百姓称他们为“炸兵”。一到村子，他们有的要吃的，有的直接抢东西。听说他们来了，村里人都吓得关门闭户，有的人家还躲起来。

有一年清明已过，从后沟下来一队人，大约有十几人。他们敲了几户人家的门，都没有人开门。他们自称是红军，但是当时人们对红军并不了解，尤其是这个小山庄。我的奶奶看这些人不像那些流窜的兵痞，大着胆子开门接待了他们。领头的人叫“老狗”，他说要借宿和买点吃的。当时正是春困三月，老百姓家里存粮粮食也不多。我奶奶没有犹豫，叫父亲把存的玉米棒子拿出来，大家七手八脚的剥玉米，磨玉米面。奶奶和我母亲和面，在炕头上三口大锅，熬小米粥，蒸窝窝头。爷爷和我父亲则把家里的两孔窑洞收拾出来，让他们住下。

第二天一早，他们付了两个银元。我奶奶又蒸了些窝窝头叫他们带上。出发时他们提出，希望父亲送他们到黄河边，他们要回延安。我奶奶同意了。于是父亲和他们一起出发，带路到黄河边。一边走一边谈，领队人对父亲说，他姓苟，叫苟登云，所以他们叫我“老狗”。还说他是江西人，他们要北上抗日，是共产党的队伍，他们叫红军。

这是父亲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山沟里的年轻人不知道江西在什么地方。老苟说：“你们是山西，我们是江西，都有一个西，好记！”父亲记忆深刻的是，虽然过了清明，天气还是凉，他们大多数人穿的是露脚趾的鞋，后来才知道是草鞋。苟登云的脚趾很粗，全部分开的，他穿的一双草鞋是布条做的。一路上的交谈，让父亲这个山沟里的青年人对外面世界有了一点了解。知道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劳动人民的党。也知道了共产党干部刘志丹的牺牲是为了穷人过上好日子。走到黄河边，父亲的鞋脱帮不能再穿了，苟登云把他自己的布草鞋送给父亲，两人依依告别。父亲回到安后沟已是后半夜。父亲给红军带路到黄河边，第一次知道山外的世界，从此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04

革命领路人李干事

李干事是河北人，是北京来的大学生。瘦高个子，腿长长的，走路带风。李干事是牺盟会成员，他经常来安后沟组织农会等活动，就住在我父亲家。他称我奶奶为大娘（河北人的称呼），我奶奶亲切地叫他李干事。我奶奶乐善好施，家里来了一位有文化的先生，喜不自禁。白天熬粥蒸馍，晚上早早把炕烧热，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亲。

李干事召集人们开会，父亲跑前跑后，提前通知村里的人们晚上过来。大家围坐在炕头，听李干事讲国家的时事，共产党的主张。人们最爱听他讲《三国演义》中的“36计”等民间故事。过年村里家家的对联都是李干事写的，他和村里百姓的相处得很融洽。只要几天不见他，大人小孩都要问。久而久之，李干事就变成我奶奶的干儿子。他教了我父亲许多军事知识，讲了外面世界的局势。我父亲没有文化，但记忆力特好。多年后李干事讲的故事，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讲得头头是道。

抗战初期日本鬼子修碉堡，我叔叔二保被伪政府派工。李干事知道后说，“不去，就说是我说你的年龄小，不让你去，看他们敢把你怎样！”敌人看我叔叔有李干事撑腰，没敢硬派工。村里的娃娃们因为李干事，免了许多杂役，多年后老百姓念念不忘李干事的好。

在李干事的影响和培养下，父亲参加了革命，积极参加农协会、牺盟会的工作。不久后参军，到了部队就担任侦查员、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很快就入了党。

不幸的是，有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来不及转移的李干事被人们藏在地窖里，却被叛徒出卖，抓出去枪杀了。李干事壮烈牺牲后，暴尸在外不让人们收尸。我奶奶心痛极了，她决定以“干妈”的名义去收尸。我奶奶套上牛车，带上自己的棺材。来不及做“衣服”，就拿了一块白布，带着我母亲就朝离家5里地之外，李干事出事的地方赶去。李干事个头高，大长腿，有1米9高，我奶奶和母亲小心翼翼地收殓了李干事的遗体。婆媳俩难掩悲愤之情，嚎啕大哭，一边赶着运李干事棺材的牛车往村里走，一边述说着干儿子的孝顺和优秀。沿途庄上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都被我奶奶和我母亲的壮举所感动，许多人自发地跟在车后，叹息声、哭泣声混成一片。终于把李干事接回安后沟村，掩埋在村边沙棘林里。李干事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但热爱他的人民永远忘不了李干事。我奶奶说，李干事是个好孩子！老百姓说，李干事是个好人！党组织说，李干事是个抗日英雄、勇敢的革命者，优秀的共产党员！

05

都知道是“刘家保”干的

抗战时期，父亲所在的武工队，用游击战的方式打鬼子、烧炮楼、骚扰敌人，消灭敌人。

那时，穷人家的孩子很早就成了亲。我叔叔15岁娶了12岁的婶婶，婶婶的娘家住在归化村。一次，父亲到归化村，接刚过门回娘家的婶婶。到了归化村，父亲看见村口坡上有鬼子的碉堡，他计上心头。接上叔叔婶婶后，让他们先走。自己一个人返回，拿着枪把碉堡里的灯一枪打灭，又在不同方向打了几枪，掉头就跑，碉堡里瞬间大乱，枪声大作，鬼子伪军也不知道外面来了多少人，互相打的狼狈不堪。

事后，归化村的人都知道是刘家保（王勇）干的。回了安后沟后，我奶奶直说危险，埋怨父亲惹事。父亲兴奋地说，“就是要打他们，打的鬼子滚出中国。”多年后忆起这事，我婶婶笑着对我们说，你爸真是个“二百五”呢！其实，父亲小时，每年冬闲时都要到村里去站桩、射击、练武，练了一身本领。真是仗着自己枪法好，腿长跑得快，勇敢胆大，才出其不意，打的鬼子鬼哭狼嚎。

父亲常说，武工队的工作和任务，就是敌人扫荡，我们就反扫荡。游击战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这种方式打击敌人，宣传自己，鼓舞人民的斗志。父亲骄傲地说，“武工队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至少是排长以上的人才可以进入的。

父亲常夸耀自己的枪法好，他比划着说，“左手抛一块瓦片上天，右手一点可以把它打碎！”这些情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06

累得两次吐血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这年冬天，面对日本鬼子的疯狂扫荡，边区政府全部撤退上山。上山时有一万多人，最后下山的只有三千人左右。除了打仗外，缺衣少食造成很多减员。曾经每人每天只吃八个胡豆，我的两个舅舅，只有十四五岁也跟着父亲上了山，他们饿的实在受不了，跑来告诉父亲，为了保存实力，父亲同意他们下山。多年后我的两个舅舅回忆说，他们吃不了爸爸的苦，也就成不了老革命。父亲在抗战时期小东川很有名。不认识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革命的二三事。

一次父亲带领三个队员执行任务归来，夜深了躲进一个院子，里面有几孔窑洞，他们随便找了一个窑洞进去休息。刚坐下，就听见外面有响动，父亲把战友叫起来，叫他们紧紧跟在自己后面。父亲趁敌人还不知道他们在那个窑洞，甩了一个手榴弹，利用爆炸的间隙往外冲。门外两个日本兵刺刀一插，父亲一闪开枪打死两个。前面是个一丈多高的坎，三个人跳下去，扬了很高的黄土。他们跳下就跑，后面的敌人狂追，他们猛跑，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坐下来累的大口吐血。躲过敌人的追击，他们回了部队驻地，三个人躺了一天才缓过气。

又一次，据父亲说，日本人个子矮小，就像北方八九岁的孩子一样，但是很有劲儿。有一次敌人追上来，几个战士分开跑，子弹打光了，只有一个手榴弹挂在胸前。眼看前面一片玉米地，父亲跳下去脚跟刚站稳，就被两个日本人死死的抱住，一人抱住自己一条腿。父亲抡起胸前的手榴弹就狠狠地砸下去。一人砸一下，自己挣脱了就跑，连两个鬼子死没死，已经来不及管了。后面又追来一群鬼子，最后父亲把这个手榴弹也甩出去了，自己就拼命地在玉米地里跑，跑了十几里地，又累得大口吐血。这样的事在反扫荡时期，对武工队员来说，应该是很寻常的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加大小战斗五十多次。他的勇敢无畏，坚定顽强，不怕死的精神，代表无数革命前辈的英雄形象，应该彪炳史册，永远讴歌，世代传承。

07

为大部队筹集粮食

在抗战后期，父亲调到在方山任粮食协理员，为大部队筹集粮食。抗战胜利后，父亲在军区司令部任四科科长和军供商店任经理。他经常化妆成商人在敌占区采购物资。我婶婶曾说，“你父亲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活脱脱一个大老板的摸样。”

有一次去天津采购棉花，一行人化装成商人和镖局押运人员。一般的镖局人员只带短武器，父亲知道这次任务投资大，危险也大，不按常理出牌，带了几颗手榴弹。这次进货不少，队伍也大，有六辆大车，还有十几个马驮。一路上也招人眼，快到离石县了，山路险峻，父亲预感有事，提醒大家注意，打起精神。来不及细想，就有山贼开枪。父亲不敢恋战，扔了几个手榴弹。一看有武器，毛贼也知道不是一般镖局押货，仓皇逃走。最终人货安然无恙。像这样去敌占区，往返很多次都完成了任务。平时到太原进货的时候要多些，父亲也不敢大意，每次都小心谨慎，万无一失。父亲为人耿直，还会算账，算盘打的很溜。以致送人送货到延安，领导点名要父亲去做安保工作。

08

装银元的箱子

抗战胜利后，碛口的八路军办事处撤回了延安，向党中央缴纳的经费就要直接送往延安。当时父亲是晋绥军分区司令部四科科长、司令部军供商店的经理。这次行动共有三匹马，十二个人，马驮上有六个箱子，里面就是向党中央缴纳的经费——银元。出发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设想了各种困难，行走路线等都做了详细安排，每个人还发了一块白布备用。一路上大家慎之又慎，过黄河时，刚一上船，船主问驮的什么东西，船都下沉一截？父亲镇定回答，是书。行驶上岸，过河就在一片小树林歇息。走了一天，快到延安了，人困马乏。天刚拂晓，就有敌人出现。双方交火，一匹马被打死，顾不了许多，父亲赶紧把两个箱子卸下来，把里面的银元拿出来，用包包好，一人一包，背上就跑。父亲背上没打坏的箱子，与大家边打边跑，鞋都跑掉了。天亮后，前面有人接应才摆脱了敌人。

到了延安，钱物交给相关部门，在交际处对账，钱账相符，一分不差，任务圆满完成。交接处派医生把父亲和战士们脚上的刺挑出来上了药。休息了一天后，朱总司令还有其他首长接见并表彰了他们。第二天中午朱总司令请他们吃饭，其中有一道菜叫回锅肉，朱总司令指着肉里面的绿油油的蒜苗，说是他自己种的。当时父亲感觉这道菜好吃的不得了。南下后到了四川，才知道这道回锅肉在四川就是一道家常菜。

父亲一行在延安休整三天，每人发了八毛边币，两双布鞋，两条延安生产的羊肚肚毛巾，父亲带着箱子返回了山西。

南下时，父亲在晋绥军区警三团，任团部军供处主任。这口箱子又随父亲到四川。团军供处的马一边驮箱子，一边驮着物品，跋山涉水到了四川雅安，无论走到哪里父亲都一直带着这个箱子。后来父亲转业在西康省商业厅，也把箱子带到哪里。办公室放不下，父亲就把箱子带回了家，这个箱子放过我们的衣物和书籍。我们搬过无数次家，换过很多次家具，都没丢掉它。也许父亲是看着这个箱子就会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吧。父亲去世后，我们把它留了下来，睹物思人，看见这口箱子就像看见父亲一样亲切。如今我们都是古稀之人，不知道这口箱子算不算文物，如果算我们就捐给国家。

09

一家两代警三团军人

我们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七个。大姐、二姐、三姐都生在山西老家。父亲南下在雅安工作后，按国家政策，母亲就带着三个姐姐来到雅安，一家人在雅安团圆，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随着两个姐姐到了婚嫁的年龄，找个山西人作女婿是当时父母的心愿。正好父亲所在的部队警三团有不少年轻战士，南下入川在雅安工作后也没有结婚。有热心人牵线，就促成了大姐、二姐两段美满婚姻。“亲不亲故乡人”“兄弟连心，战友情深”。这种既是山西老乡，又是战友的特殊关系，组成我们一家两代都是警三团军人的佳话。

胡汉彬

大姐夫叫胡汉彬。1928年3月15日生于山西省临县大吴镇。中共党员。

1948年9月5日，在晋绥军区警三团一营三连八班班长，文化教员等职务。南下入川，转业后调入西康省商业厅，任组织干事，保卫干事等职。后调西藏日喀则莎迦县，任粮食局长，于1981年去世。

二姐夫叫王全栓。1930年4月2日生于山西省临县方山区。中共党员。

1949年2月，是晋绥军区警三团二营警卫连的战士。南下入川到了雅安。1952年从部队转业，先后在雅安化工厂，雅安食品公司，雅安肉联厂工作，离休享受县团级待遇，2021年去世。

王全栓

今年是父亲和两位姐夫南下入川75周年的日子，虽然他们都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自己的亲人，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姐妹把父亲的革命故事和人生履历写出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怀念之情。让更多的人们知道有这样一批山西南下干部，为了解放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四川的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他们转战千里，艰苦创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把“赓续红色血脉 ，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南下精神”作为我们的使命，前行在新时代。

父亲王勇简介：

王勇，原名王万发。曾用名，刘家保。生于1918年4月16日，山西省离石县信义村安后沟人，中共党员。

1940年之前，在家务农。参加农协会、牺盟会。

1940年5月1日，参加革命。

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转正。

1940年—1941年，在晋绥边区八分区，离石县游击大队先后任侦查员、班长、排长。

1942年7月，在晋绥边区八分区2中队，任决死队队长。离石县游击大队任连长。参加大小战斗五十多次。

1942年3月，在晋绥边区八分区，任方山县粮食协理员。

1945年11月，在晋绥军分区司令部四科任科长，后任司令部军供处商店经理。

1949年6月，编入晋绥军区警三团，任团部军供处主任。

1949年10月，随晋绥军区警三团南下入川到雅安。

1950年7月—1952年1月，警三团改编，转业到西康省商业厅贸易公司，任储运科科长。

1952年1月—1955年10月，在西康省公安厅，任采购司务长。

1955年11月—1980年，在四川省雅安任食品公司，任业务科科长，经理等职。后任雅安地区肉联厂厂长。

1980年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

1999年12月26日因病去世。

来源：综合《南下四川》公众号 、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