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奚族自公元4世纪出现至13世纪以后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之中，拥有近千年的历史。唐代是奚族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契丹并称为“两蕃”。

公元4世纪，奚族见载于汉文史籍。经过近三百余年的发展，至7世纪，其部众壮大，实力增强，成为中国北部边疆民族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公元618年至907年是唐朝统治时期。在这段为期较长的时间内，奚族与唐朝的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概括而言，在唐高祖、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奚唐关系表现为和平与冲突并存，唐太宗和唐玄宗前期的奚唐关系以和平为主。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奚唐关系的走向，成为二者关系变化的转折点。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管辖奚族事务。为得到朝廷的信任和封赏，他曾数次率军攻击奚族。如天宝十三年(754)，安禄山“诡边功，数与鏖斗，饰俘以献，诛其君李日越，料所俘骁壮戍云南”，并且“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莨菪酒，醉而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又破奚族五千骑。这无疑使奚族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造成了奚人对唐的仇恨。安禄山通过对奚族的战争，俘虏了大量奚人，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羽翼。史思明的壮大也是以牺牲奚人的代价而取得的。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奚人是安史集团的重要成员，但多被利用，实际上成为安史集团的帮凶。据统计，参与安史之乱的奚兵总数约有十万人。因此，安史之乱期间，奚人主要集中在安史集团阵营内，唐朝对奚族的管控已无从谈起。唐肃宗上元元年(761)，平卢节度使已因对管理奚族的饶乐都督府失去控制力，而迁至青州(今山东省益州市)，并改名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始“临制奚”，监察奚人的动向。虽然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但奚唐关系的紧张局势并未改变。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微，军队战斗力下降，对边疆的羁縻府州经营无力。相反，藩镇割据势力丛生，逐渐强大起来。《旧唐书·奚传》称，自至德(756—758)之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彼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新唐书·契丹传》也称:“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由此可见，藩镇割据势力强大，奚族处于其控制之下，已无法对唐边境构成威胁。且奚族“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锡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为常也”，恢复了对唐朝的朝贡往来。

但藩镇势力只顾自己势力的发展，无心经营和管辖边地羁縻府州，致使奚人数次犯边。如贞元四年(788)七月，奚族与室韦趁北方“不严斥候”之际，“寇振武，执宣尉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太和四年(830)四月，奚人“寇边”，范阳节度使李载义败之。对于奚族的进犯，唐政府只能依靠藩镇势力，得到暂时的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然而，藩镇内部的政局也极为不稳，暴乱频发。太和五年(831)正月，范阳军中暴乱，将领杨志诚驱逐节度使李载义。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孺缘故，牛僧孺明确指出，自安史之乱后，范阳一直被军人占据，朝廷无力插手，也没有从那里获得尺布斗粟。然而，朝廷之所以依靠范阳，即是为了利用其抵御奚和契丹，不使其南犯。范阳节度使对朝廷已无经济意义可言，但从其切身利益出发，他们捍卫自己的土地，维护自己的势力，必然会对奚和契丹的南下起到阻挡和制止的作用。

牛僧孺指出，在对付奚和契丹的这一问题上，范阳节度使与朝廷的利益完全一致。所以，范阳节度使“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朝廷只需要“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从牛僧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对于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政局，朝廷也无能为力，但为了利用范阳节度使对奚族的防范和控制，也只能置若罔闻，听之任之。

需要注意的是，回鹘汗国的建立对奚唐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744年，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建立回鹘汗国，国力日趋强盛。其疆域“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强盛起来的回鹘取突厥而代之，大漠南北进入回鹘汗国时代，奚族也与回鹘建立了关系。安史之乱的爆发，加速了奚族与回鹘的联系。奚人是安史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鹘是助唐讨伐安史集团的重要力量。二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回鹘铁骑英勇善战，曾给安史集团以重创，也对奚人造成了打击。《新唐书·安禄山传》称，奚人“素畏回纥”。

安史之乱后，在唐朝趋向衰落、回鹘走向强大的情况下，奚族转而为回鹘所役属。《旧唐书·张仲武传》称:“奚、契丹皆有回鹘监护使，督以岁贡，且为汉谍。”可见，回鹘在奚境设有监护使，专门负责管理奚族的事务，这些监护使均由回鹘酋长充任，督促奚人按规定向回鹘交纳贡税，并为回鹘搜集唐朝情报。奚族与唐朝的往来也因此受到了阻碍。

开成五年(840)，黠戛斯灭回鹘汗国。在回鹘诸部溃散之际，以乌介可汗为首的一支部落南徙阴山中段，时常侵扰唐朝边境。与此同时，奚族也活跃了起来，两族形成互动，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对此，唐武宗采取了拉拢奚和契丹的措施，由张仲武遣裨将石公绪等厚结奚和契丹，“尽杀回鹘监使八百余人”。其后，在唐朝的强力军事进攻下，回鹘于武宗会昌三年(843)大败。

乌介可汗死，遏捻可汗率残部五千余人依附于奚族，控制了奚王硕舍朗，并从奚人处取得军需给养。在遏捻可汗的支持和唆使下，奚族诸部落不断袭扰唐朝边境。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时任范阳节度使的张仲武率大军发动了对奚族的战争，“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京师”。奚族因此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也由此彻底中断了奚族对回鹘的供应及奚族与回鹘的关系。

但安史之乱后，在唐国力下降、无力管辖奚族、奚族羁属于回鹘的境况下，奚唐的往来，尤其是奚族对唐的朝贡一直在持续，奚唐往来并未中断。查阅文献可知，唐德宗贞元十年(794)二月，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二月，元和三年(808)正月、十月，元和十五年(820)十一月，太和八年(834)正月，开成三年(838)二月等时期均有奚族来朝及唐封赐、授爵和奖赏的记载。在奚族使节返回时，朝廷常常派官员陪伴。太和七年(833)三月，尹士恭就担任过陪送奚族使节的任务。由此可见，奚族虽然羁属于回鹘，但并没有放弃与唐朝的往来，始终在唐与回鹘两方势力中寻求平衡和存在。

唐朝末年，与奚如影随形的契丹逐渐强大，相继征服奚族诸部落，奚族与唐朝的关系也随之断绝。据《新唐书·奚传》记载，自唐咸通九年(868)之后，“契丹方强，奚不敢抗，而举部役属”。随着契丹的不断扩张，其对奚族也进行了多次征伐。到天祐初年(天祐元年是904年)，“契丹兵力渐盛，室韦、奚、霫皆受制焉。故奚之部族为契丹代守边土，既虏人虐其首领，去诸怨之，以别部内附，徙于妫州，依北山而居，渐至数千帐，故有东、西奚之号”。至此，东奚附属于契丹，入辽后愈益被契丹—辽统治。而西奚，则未见其与唐朝往来的记载，但后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时被征服并迁还旧地。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至唐末以前，奚族与唐朝的往来持续存在，双方关系主要是和平与战争两种形式交织。奚族与唐朝的综合实力是决定二者关系的根本。回鹘、契丹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奚唐关系起到了阻碍作用。毋庸置疑，奚族与唐朝或战或和的关系都增进了奚族与中原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往来，对中国古代多民族、多地域的互动与交融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