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推介｜忠诚与背叛——在相同的年份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不能不说，王尽美与罗君强毫无相同之处，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贫苦出身，一个是富豪之家；一个是党的一大代表，名垂青史；一个在叛徒榜上也不算靠前。
但我们仍将他们放在一起，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他们都是早期党员，在建党之前就从事革命活动；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相同的年份走向了不同的结局：王尽美在1925年牺牲，罗君强在同一年脱党，当了叛徒。要知道，这一年正是大革命高潮，要找个叛徒还真不容易。
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
王尽美
如果王瑞俊没有在1921年7月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后来很可能成为一位教育家。他能诗能文，多才多艺，吹拉弹唱精湛娴熟，作词谱曲样样精通。长笛一曲，满座动容；炭笔一挥，一幅一米多高的人像栩栩如生；口才也好，找一条板凳站上去演说，听众久久不散。这，都是当今名师的必备技能。可以料想，照这样发展下去，谋一个教职，教书课徒，为人师表，在当时也算得上是金饭碗了。再假以时日，成为学术大师也是未来可期。
但是他却没走这条路，而是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研究当时人们所知甚少的马克思主义，到工厂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创建共产党，造反，闹革命。
那年夏天的上海之行，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名字。开会回来，他写了一首诗：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从此，他的名字改为了王尽美。
改变他命运的那次会议，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尽美是出席会议的十三名代表之一。
可惜的是，建党仅四年后的1925年8月，年方27岁的王尽美不幸病逝，成为一大代表中最早去世的革命烈士。
王尽美，原名瑞俊，字灼斋，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今山东诸城市枳沟镇）。他出生那年正是戊戌之年，中国正在巨变前夕。康有为正在北京闹变法，孙中山也在南方准备闹革命。
王尽美从小聪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霸”，但他的求学生涯却很坎坷。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因家贫无钱读书。1905年，村里地主打算为他的学渣儿子找一位年龄相近的孩子作陪读，见王尽美聪明伶俐，就找到了他。不到一年，地主的儿子突然患病死掉了，王尽美也就没有了书读。又过了一年，另一位地主也想为自己的儿子找个陪读，又找到了他头上。谁知半年以后，这个地主的儿子又暴病身亡，一时间村里人都说王尽美“命硬”，再也没有人敢找他陪读了。1910年村里办起了村塾，王尽美才又有了读书的机会。1912年成立了新式的初等小学，王尽美转学到这里。因为学习特别优秀，校长免除了他的全部学费。
1918年，王尽美考到了省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离家前以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与此同时，另一位即将离开贵州荔波故乡、也到济南求学的16岁少年邓恩铭亦曾赋诗：
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
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新然。
1918年秋，来到省立一师之后不久，王尽美和邓恩铭结识，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爱国运动是由于日本强占山东而引发，山东师生在运动中的身影也格外引人注目。在此期间，王尽美与北京大学的罗章龙经常通信联系。1920年8月，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筹组了山东 “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的译音（communist）。这是山东第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同一时期，李大钊在北京传播共产主义的场所名叫“亢慕义斋”，也是同一个意思。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陈独秀函约山东的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却不愿加入共产党，便向陈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王尽美和邓恩铭参加会议。王尽美年纪小，长着一双大耳，给人印象深刻。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方面整理他的革命事迹，找到一张遗照呈送中央，毛泽东一眼认出，脱口说道：“这是王大耳朵！”
王尽美 ( 左二 )、邓恩铭 ( 中间执笔者 ) 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王尽美任山东分部主任，回到山东全力投入工人运动。他受过教师职业训练，口才又好，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一把好手。据他的同学回忆，王尽美还在师范读书时，经常到伙房与炊事员聊天。伙夫老王因家里负担重，生活贫困，终日愁眉苦脸。王尽美得知之后，就给老王讲俄国的穷人翻身的道理。他还在老王的扇子上题了一首诗：
为何贫困并非命，乃因世事太不公。
如把脑筋肯放开，天下大事无不成。
在他的影响下，老王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还改名为王开成——乃是取了诗中第三、第四句中的最后一字，意为脑筋一“开”，万事皆“成”。
1922年6月，在王尽美的领导下，建立起了津浦铁路机厂工会。工会成立后，向厂方提出了增加工资、增加休息日和年终发放双薪的三项要求，经过7天的斗争取得胜利。济南初战告捷，王尽美又奔赴淄博矿区。在这里，他深入到矿井、工区，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成立工会的好处，“我们发起这个工会，就是想将我们全体工人组织成一个团体，专给我们工友们谋利益。我们的行为哪点不好，我们想法子改了他。厂里哪样待我们不好，我们就要求改了他。工钱若不够，我们就设法叫厂主加……总而言之，我们只要团结起来，什么事也好办。”
1922年6月25日，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正式成立，“煤黑子”们在工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这是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全国第二个煤矿工会，对全国和山东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夏秋之际，王尽美又来到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先到工厂俱乐部夜校教书，又给厂里的冶铁师傅当徒弟。他住在铁路工人的家里，常常与工人们谈心，积极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和启示工人群众起来斗争。1922年10月，王尽美领导了山海关京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成为京奉铁路上第一面胜利的旗帜，对各地的工人运动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山海关罢工胜利的当天，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就宣告罢工，唐山制造厂罢工胜利后第三天，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又开始了。
1921－1923年，王尽美连接参加了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党的三大后，王尽美根据党的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毛泽东一道成为参加过国共两党两次一大的代表。
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王尽美染上了肺结核。1925年春节前夕，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住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1925年2月，指导青岛党组织举行了胶济铁路与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迫使铁路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并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4月，他与邓恩铭等一起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9项复工条件。6月，因肺病复发回到家乡养病，后因病势沉重，又到青岛治疗。病重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逝世，终年27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王尽美，要求山东方面照顾他的遗属。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政协会议时，对山东的代表马保三说：“全国解放了，山东方面要把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善后事办好。要收集烈士遗物。用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同为一大代表的董必武，1961年8月21日路过济南，赋诗《忆王尽美同志》：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王尽美以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践行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罗君强：投机者
罗君强（1902-1970），湖南湘乡人。他有一个显赫的家世，其先祖是湘军将领罗泽南。1917年进入省城长沙青年会学校读书，次年7月毕业后赴上海入大同学院。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正好因病退学，没赶上参加。后来他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也因病而还。
1920年8月，罗君强到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其同学及校友有杨开慧、李启汉、何孟雄、丁玲等，都是后来著名的革命者。其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湘江评论》，罗君强追随其中，参加了湖南学联。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他曾与李立三等发动了湖南各界“拥谭（延闿）反赵（恒惕）运动，并主编进步刊物《赤光周刊》。
1923春，罗父去世，罗在家乡大摆筵席开吊，受到党内批评。罗一怒之下竟在长沙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翌年初，他赴京求学，遇到蔡和森，受到严肃批评：“革命岂能意气用事？”听了蔡和森批评，罗似有悔意，遂函告毛泽东，表示愿意返乡工作，随即回到长沙，在 “文化书社”工作。次年恢复党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兼中共湖南训练委员会秘书。
1925年夏，罗君强因病返乡休养，其时他又对革命心灰意冷，竟率性地第二次脱离党组织。同年秋天赴上海，考入大夏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在共产党的时候他是个病秧子，入了国民党后身体似乎好了起来，以后再没听说闹过什么大病。让人联想他此前是不是心病。1926年12月，罗君强随张治中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主编校刊《革命生活》。此时周佛海在该校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罗君强趁机攀上了这位同乡。
当武汉的工运、青运、农运高潮迭起之时，罗君强也俨然是一副“左派”面目。然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君强在“清党”时被关押，立刻彻底右转，被释放后投靠了周佛海，当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政训部秘书长，在对苏区的“围剿”和对红军长征的追截中，负责编印“剿匪”读物、标语，出力甚多，由此当上了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成为蒋介石贴身心腹。
但这罗君强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生活腐化，追求奢靡，先是娶了本家族姑罗吉羽为妻，惹出众怒，后遇到舞女孔慧明，又要离婚迎娶，惹得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宋美龄大为光火，枕边风一吹，蒋介石即将其撤职查办。其时周佛海跟着汪精卫，罗又追随左右，开始了他的“下水”生涯，此后成为汪伪集团中周佛海派系核心“十人团”之一。1939年3月始，罗君强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安徽省长及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他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积极从事反共宣传，大肆鼓吹与日本侵略者“携手共进”，深得周佛海的信任，也受到汪精卫的重视和日本人的赏识。
不过罗君强这样的投机分子，当汉奸也不会是铁杆汉奸。他虽然担任多项伪职，其实很明白所谓狡兔三窟的道理，从1941年始就追随周佛海秘密向重庆表忠输诚，与军统戴笠相互勾结。1945年5月，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罗君强秘密发起成立“建国社”，其纲领是“三绝”——“绝对信仰三民主义、绝对拥护蒋主席、绝力保卫京沪苏浙地区治安”。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19日，周佛海建立“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并任命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也就是防范共产党。
国民党接收上海后，由于罗君强民愤太大，不得不将其捕往重庆，实际上是加以掩护。随后慑于民众惩奸的舆论， 1947年3月6日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处以无期徒刑。解放后由人民政府继续关押，1964年保外就医。“文革”再次被收监，1970年2月22日死于监狱，终年69岁。（关明）
《工会信息》
2024年第08期速览
转自：工人日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