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司马相如一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这种羡慕来自两方面，一是他用才华得到美女卓文君的喜爱，以至于敢与他私奔，成就了古代为数不多的浪漫爱情故事。其次中国后世文人羡慕司马相如的则是他因才华得到了汉武帝的厚爱，不但被征召入朝为官，还委以重任，派往故乡，而成就了衣锦还乡的人生荣耀。

而让司马相如有如此人生奇遇的才华就是他写“赋”的能力。

中国文学，特别是诗的源头有两个，一是《诗经》一是《楚辞》。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由孔子编订，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手法上分为赋、比、兴。

被孔子认为是“思无邪”的诗经对中国后世影响巨大，从先秦诸子到后世历朝对诗经人们总是引述颇多，推崇辈至，算得到春秋时代，这个中国人的黄金时代的开篇之声。但诗经所包含的全是三言或四言短句，每首不过十几名，言简意赅，成为最古老的文字凝结。

相对于诗经，楚辞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楚辞，本为楚地的歌辞。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吸收其营养，创作出《离骚》等巨制鸿篇，后人仿效，名篇继出，成为一种有地方特点的文学作品，通称楚辞。发展到汉朝时，出现了“赋”这种体例。汉赋在形式上是楚辞式的，只是去掉了所有的特殊方言，在内容上则是诗经式的，只是内涵得到扩展。所以汉赋是吸收了诗经与楚辞的各自特点而成的一种文学形式。

一篇标准的赋大约有三四百名，每句字数没有限制，虽不严格押韵，但确实有韵。这种体例比诗经与楚辞形式更加灵活，表达更为丰富。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写于汉景帝时，但汉景帝并不喜欢辞赋，所以司马相如的命运也就没有大的起色。改变来自于喜欢文学的汉武帝刘彻。

一天读到《子虚赋》的汉武帝刘彻居然生出“自恨不能与作者同时代”的感叹。在汉武帝来看，这样优美的辞赋只能出自古人之笔。但他的近侍告诉汉武帝，它的作者，就是当代人，而且与我还是同乡，就在蜀郡，而且他还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于是司马相如的命运得到戏剧性的改变，他被征召入朝。

之所以说是戏剧性的，则是因为司马相如在家乡正处于情场得意人生失意时。因为写赋的才华，他得到了当地富家美女卓文君的喜欢，而且愿意与这位有才华的郎君私奔。

这样的丑闻让他的岳父卓王孙大感气愤，一气之下与女儿断绝关系。私奔的两人面临生存压力，索性在岳父门前开了间酒铺，司马相召唤短裤赤膊招待客人，卓文君更是下场亲自为客人温酒。这对于有身份的岳父来说是天大的侮辱，卓王孙脸上无光，闭门不出。

而征召就在这个时候发生，让岳父深感羞愧的女婿，因为一篇文章而成为皇帝的座上客。不久后又官拜中郎将，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西南，处理西南夷诸国归附事宜，可谓是荣归故里。蜀郡太守及下所有官员，远郊迎接，整个蜀郡人士皆感光荣。卓王孙自感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晚了。

由司马相如的故事就可以看出赋在汉朝的影响之大。汉赋也成为诗经、楚辞之后，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学形式。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唐诗把它代替，在几百年间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支配力量。

而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与扬雄成为我们常言的汉赋四大家，四人的作品标志着汉赋的内容与风格的成熟。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扬雄的《河东赋》，张衡的《西京赋》等名篇也成为大黄金时代最后的耀眼光环。

而被后世称为“史圣”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可以看成对中国大黄金时代的一种总结。

《史记》不只是中国第一部通史，正史，更是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一部史书。它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下到本世纪汉武帝让他受腐刑前，用二百余人的传记，52万多字，表现了2600年间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专题报告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给我们勾勒出中国从开始到汉朝的发展脉络。让这部史书不但成为中国的珍宝，也为后世史家立下圭臬，让后世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中华五千年，《史记》刚好在中间，前有两千七百多年，后有两千多年。《史记》的伟大不只让我们知道了此前的两千多年中国来路，也为中国后面的两千多年指出去路。

从思想文化领域讲，汉赋的昌盛，儒学的独尊，《史记》的完成让汉王朝延续了大黄金时代中国人蓬勃的创造力，是大汉荣光充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