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庄严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天安门观礼台上却出现了这样一个人。

他就是杨虎，国民党高级官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封建斗争，中年却与蒋介石成为结拜兄弟，并和他一起叛变革命，残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与1949年投降的大部分国民党官员一样，他也在解放战争后期，为共产党顺利解放全中国做了不少贡献。

原以为杨虎能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时光，可是1958年，毛主席却突然下令：“必须将杨虎逮捕归案！”

这中间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开国大典上，风光无限的杨虎最终会成为阶下囚？

他作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又是如何被共产党争取到的？

这些问题，说来话长，请看我细细写来。

早年追随孙中山救国

杨虎的生身父亲姓胡，住在安徽宁国一个小村庄里，以烧制砖瓦为生，乡里乡亲都叫他胡窑匠。

1888年冬天，胡窑匠迎来了他的第三个孩子。

孩子的出生本来应该是一件大喜事，可他却愁坏了，他的行当养活两个孩子都十分艰难，再加一个的话，就更承担不起了。

杨虎2岁那年，母亲染病去世，胡窑匠整天家里、砖场两边跑，既当爹又当妈的，实在没有精力抚养一个2岁的孩子。

他一狠心，决定将杨虎过继给别人。

刚好，村里有一对姓杨的夫妇，这对夫妇年过半百还没有儿子，听说胡窑匠要过继自己的儿子，他们主动找到他领养了杨虎。

这对姓杨的夫妻为杨虎取名杨德顺。

问题来了，杨虎为什么要改掉“杨德顺”这个名字呢？

这里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杨虎追随孙中山后，孙中山经常夸他是“一员虎将”，为表示对孙中山的敬意，他才改名“杨虎”。

另一种解释是，杨虎发达后，为表达对胡氏的生身之恩和杨氏的养育之恩，以两家姓氏的谐音“杨胡”，改名“杨虎”。究竟哪种解释是正确的，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了，我们继续看杨虎的故事。

长大后，杨虎先后入读清军武弁学堂和两江讲武学堂。在这里接触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下定决心要追随孙中山革命。

1915年，他成功参加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的队伍，并且立下汗马功劳。

当时蒋介石也在孙中山的队伍中，与杨虎关系密切。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羊城兵变”，意图谋杀孙中山篡夺权力。

好在孙中山提前收到情报，随杨虎逃到了永丰舰上，才没有让陈炯明的阴谋得逞。

孙中山在逃亡过程中，杨虎因救驾有功，被任命为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后又升任为第二军军长。

后来，杨虎在战场上屡立战功，逐渐成为孙中山的爱将。

中年与蒋介石同流合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后，杨虎拥立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并与他结拜为兄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虎义无反顾地选择追随他，对共产党员、爱国民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行惨无人道地屠杀，黄浦江的河水被染成红色。

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里，杨虎先后担任上海警备司令、上海保安处处长、淞沪警备司令等职。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是上海的土皇帝和帮会总头目。各地军阀和黑帮头领，或多或少与他有私交，暗地里叫他大哥。

杨虎忘乎所以，对蒋介石对给他的官职越发不满，想找机会与他掰掰手腕。

1936年，杨虎悄悄在杭州西湖边建了一栋别墅，取名“青白山居”，这就是他狂妄的一种表现。

这时，蒋家王朝业已成型。独揽大权的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杨虎这个没有脑子的武夫夺走自己的权力。

所以，蒋介石一直在找机会将杨虎已有的权力收回。

1938年，蒋介石终于逮到了机会。

那年，宋美龄擅作主张为杨虎儿子杨安国与一国民党高官的女儿牵线搭桥。不料大喜之日，杨安国却离奇失踪了，婚礼现场没有新郎那还得了，这不是打宋美龄的脸吗？

宋美龄恼羞成怒地指责杨虎：“教子无方，焉能治国?”

蒋介石借杨安国逃婚这件事大做文章。

1931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一虚职，收掉了杨虎手中的兵权。从此，杨虎对蒋介石的不满达到顶峰。

杨虎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决定另辟蹊径，从抗日入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作为上海的最高军事长官，积极抗日，组织上海兵力投入抗战。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被派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持工作。杨虎也就是在重庆，遇到了他晚年的贵人周恩来。

两人有过多次来往，杨虎与周恩来谈到“四一二”政变时，后悔不已。

周恩来劝勉道：

“知错难改善莫大焉，以后积极抗日就行。杨先生也是寄人篱下，没有办法才做的错事，共产党待人的政策是‘一分为二’，综合考虑的。”

杨虎逐渐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吸引，后来帮助共产党做了好多事情。

帮助共产党营救爱国人士

1947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章伯钧遭到国民党追捕，潜逃到上海，找到杨虎求助。

章伯钧一进门，就直陈其事地对杨虎说：“啸天（杨虎的字），现在的形式您看到了吧！蒋介石想搞独裁，将来必定会被人民推翻。可惜，我现在被他们咬得很紧，只能出国谋求生路了。希望您可以帮助我！”

“您想去哪？”

“我想去香港。”

“现在上海各港口查得很严，时刻都有特务暗藏其中，不如先在我的公馆住上几天避避风头，我再想办法帮你脱身，可否？”

章伯钧在杨虎那待了几天后，杨虎从外面带回一个人，他郑重其事地向章伯钧介绍：“这位是‘盛京’游轮的李先烈先生，他有办法护送您到香港。只是章先生您需要委屈几天。”

说完，杨虎让李先烈拿出一套海员服，给章伯钧换上。

章伯钧就这样乔装成海员，跟着李先烈成功上了轮船，安全到达了香港。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那几年里，杨虎凭借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和上海的关系网，救了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

拯救张澜和罗隆基这件事，是他获得共产党认可的标志性事件。

1947年10月，中国民盟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和平建国。

蒋介石一气之下，将民盟宣布为“非法”组织，大肆抓捕他们的成员。

1949年1月，民盟主席张澜发表声明，公开指责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他的声明得到了中共以及全国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同时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从此，蒋介石对爱国民主人士的镇压手段，更加血腥、毒辣。

1949年2月，民革主任王葆真被上海警备司逮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出狱。5月，民建成员黄竞武被特务抓捕，活埋于监狱中。

在这样恐怖的氛围中，张澜和民盟副主席罗隆基都在虹桥疗养院养病。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的负责人何隆庆，派出的几位特务也悄悄进入疗养院，对张澜和罗隆基两人进行监视，随时准备刺杀他们俩人。

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秘密情报得知这一消息后，通过电台向党中央汇报了此事。

周恩来下达指示：

“务必营救张澜和罗隆基先生！”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是这个任务的执行者。他认为要想顺利营救二人，必须从国民党内部下手。

吴克坚左思右想，想到了杨虎。他知道杨虎在上海的人脉很广，而且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十分尊敬杨虎。

如果能够得到杨虎的协助，那这次营救计划就能稳操胜券了。

吴克坚将这个想法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可以考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杨虎。

杨虎收到信后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

随后杨虎将自己的两名亲信——女婿周力行和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的阎锦文，叫到家里，交代两人：“必须尽全力营救张澜和罗隆基先生！”

周力行和阎锦文向他保证：“就算丢掉自己的脑袋，也要完成任务！”

杨虎考虑到，如果自己亲自出面的话，一定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于是他决定指派夫人田淑君担任这次行动的联络人。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和谈失败。第二天，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并于23日解放南京。

4月26日，蒋介石逃到上海，秘密召见军政要员给他们下达命令：“屠杀一批革命者。”

随即，蒋介石给上海的毛人凤发去密电：“监狱里所有的共产党、民主党派、嫌疑犯，一律秘密处决，不要给共产党留下一个人……”其中就包括张澜和罗隆基两人。

5月3日，毛人凤与亲信毛森一同制定了暗杀张澜和罗隆基的行动方案，由特务聂琮负责执行。

聂琮立即带领十多名特务前往虹桥疗养院，准备将张、罗两人押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并通知阎锦文到场。

阎锦文预感大事不妙，他明白如果张、罗两人被关押到了监狱里，那营救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了，到时候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他想出一个办法，让周力行打电话对聂琮说：

“张澜和罗隆基病情突然恶化了，不宜关押，如果病死在监狱里，恐怕不好向上面交代，我建议将他们留在医院，严加看守即可。”

聂琮的官职比周力行要低，他不好反对上司的建议，顺水推舟将看守的任务交给了阎锦文。

5月12日，毛人凤电令刘方雄：“上峰计划将张澜和罗隆基装进麻袋，丢进吴淞口外的海里。至于具体的执行日期，在哪一个码头出海还需等候指令。”

5月24日上午，刘方雄要求阎锦文于当天晚上10点，将张、罗两人带到十六铺码头，乘坐102号汽艇，将他们沉入海底。

阎锦文接到命令后，即刻向杨虎汇报，随后带着自己的亲信潘云龙、庄儒伶换掉了何隆庆安排的值班特务。接着，他又找到张澜和罗隆基，对他们说：“毛人凤今晚要将先生二人沉海，我奉共产党的命令前来营救二位，请你们务必听从我的安排。”

当晚9点，阎锦文开着警备司令部的一辆大型轿车，一路开到虹桥疗养院，接到杨、罗二人后，将车开到杨虎的公馆。

阎锦文打开车门，只见面前突然出现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便衣，他们站在门口，仿佛等候多时。

阎锦文吓坏了，以为消息泄露了。他刚准备拿出手枪应战，没想到出来的却是杨虎的夫人：“阎先生冷静，是自己人。”

原来，这些便衣人员都是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杨虎向中共地下党申请前来护送张澜、罗隆基安全离开上海的。

后来，毛主席评价杨虎、阎锦文等人的营救行动是“虎口夺食”。

拒绝前往台湾

1949年4月，距离上海解放只有一个多月，蒋介石早已做好撤退台湾的准备，他多次派人前往杨虎的住所，要他一起去台湾。杨虎已经受够了活在蒋介石的阴影下，他不同意前往台湾。

然而，蒋介石方面逼得紧，时不时派人催一催，总统事务局局长陈希曾和汤恩伯，就先后去到杨虎创办的“兴中学会”，要求他将学会的成员都带到台湾去。

杨虎的女婿也不止一次拜访他，有一次甚至给他送了10多张飞机票，见劝说无果，蒋介石气愤不已。他只能另辟蹊径，让杜月笙出面先劝杨虎去香港。

杜月笙来到杨虎的公馆，他对杨虎说：“啸公，不知有去台湾的打算了吗？”

“我不想走！”

“现在不抓紧走，以后就麻烦了。如果您确实不愿意去台湾的话，不如先去香港，到时候也好到其他地方去。”

“那就听您的，我先去香港吧！”

4月27日，4月27日，上海公和翔码头，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军政要员都前来为杨虎和杜月笙送行。

杜月笙一家老小加上保镖共有20多个人，还有几大箱家产，为此，他包下了一艘荷兰商船。

出发前，杨虎乘坐轿车姗姗来迟。轿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的，除了杨虎和他的一个小老婆外，没有其他人了。

杜月笙有些惊奇，问杨虎：“啸公，只有一名家眷同行吗？”

杨虎回答：“家里人暂时不去香港，还要等我到那边一切安排就位了，他们才会到。”

“啸公的安排就是周到啊！”

杜月笙安排杨虎进船舱休息，自己则跑到外面监督下人搬运行李。

不久轮船启航，杨虎却突然不见了，杜月笙派人围着船舱找了两遍，也不见他的踪影。这时，杜月笙才明白过来，他被杨虎骗了。

到了香港，杜月笙立刻给蒋介石发电报，将情况如实汇报：“蒋公，杨虎并没有和我到达香港。”

蒋介石收到情报后震怒，下令让还在上海的毛森抓捕杨虎。

毛森带人搜查了杨虎的公馆和“兴中学会”，之后又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人。

其实，杨虎是这样从船上脱身的，他和小老婆先找到了轮船小艇的位置，躲过杜月笙的保镖后，迅速坐上小艇回到了上海，藏进了外滩租界一个英国人的房子里。

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还很多，杨虎并不安全，周恩来特地派潘汉年找到杨虎，请他去北京避避风头，他答应了下来。

晚年叛国

到北京后，杨虎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他被邀请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见证史无前例的开国盛况。

毛主席对杨虎的评价是：“虽然杨虎曾经是‘四一二’政变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但他在解放前夕，将功补过做了不少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平等地对待他，有时甚至要给他一些优待。”

不久，周恩来以政务院（1954年改名国务院）总理的名义任命杨虎为政务部顾问，并将北京东皇城根上的恭亲王府，送给他们一家老小当住所，并配备安保、秘书等人员，每个月给他300元补贴，要知道当时毛主席一个月也就600元。

显然，共产党对杨虎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他似乎依旧不满足，他还想要一些权力。

杨虎曾多次找到周恩来：“周总理，我最近闲来无事，总想找点事情做。不知是否可以让我当政协委员？”

周恩来婉拒道：“啸公，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人民和党做的贡献，我们都记得，只不过考虑到‘四一二’政变和‘清党’等问题的影响。如果您出席政协的话，可能会遭到人民的抗议。”

周恩来的劝诫，杨虎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认为共产党这是在故意冷落自己。

不甘寂寞的杨虎，经常私自收听美国和国民党散布反共言论的电台，甚至恶意诋毁人民政府。

这一切，毛主席都有所耳闻，但他认为杨虎这样一个当过国民党高官的人，沦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心里有不平衡，那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主席开玩笑说：“就当他是一只拔掉牙齿和爪子的老虎，反正也吃不了人了。”

殊不知，杨虎开始策划一件阴谋颠覆人民政权的大事。

一次，杨虎的长子杨安国从台湾来大陆看他。杨虎对他说：“安国啊！你这次回去后，请告诉蒋介石，我现在过得很不自在，迟早有一天是要回去的……”

当时，蒋介石派到大陆的特务非常多，得知消息后，他立刻派陶圣安（杨虎的姨太太）到大陆与杨虎密会。

见到陶圣安后，杨虎对她说：“我可以给日本方面写信，请他们从东北方向进攻大陆，然后台湾方面以福建金门为跳板进入大陆南部，最后两股力量在中原会师。我在内部当联络人。”

陶圣安问：“那我该怎么协助您呢？”

“找一个人帮我送信就可以了。”

于是，陶圣安给他找了一位即将到日本探亲的女子，让她携带信件至香港，然后转交蒋介石。

杨虎自以为这件事做得完美无缺，共产党是绝对发现不了的。

然而，他小看了共产党打击分裂叛国行为的决心。

那位女子刚到宝安县（今深圳）海关因过分紧张，海关警察对她产生了怀疑，遂对其进行特殊盘查。信件被搜出来后，女子只好将自己的犯罪经过全部交代出来。

事情上报给毛主席后，主席惋惜地说：“有福不享，非要做出这种败坏名声的事情，真是老糊涂了。将杨虎逮捕归案吧！”

1950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杨虎辩解道：“就算信是我写的，也只是一些与朋友的普通问候罢了，你们是在栽赃陷害我！”

由于人证、物证俱在，就算杨虎不承认罪行，照样可以给他定罪。

后来，杨虎被判处死刑，但经过毛主席慎重考虑，决定缓期两年执行，又因杨虎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收监，法院批准他监外执行。

1966年3月，杨虎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结语：

纵观杨虎的一生，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对于权力一直有一种渴望。

为了获得权力，他两次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

他的经历证实了这样一句话：“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终将会被人民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