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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陈胜的出身，留下了4个问题。简单回顾一下：（1）“闾左”是个怎样的群体；（2）所谓“適（谪）戍”带有惩罚性质，“闾左”这个群体到底为什么会被惩罚，《资治通鉴》把“適（谪）戍”改成了“戍”，删掉了表示惩罚意义的“適（谪）”，这又是因为什么；（3）陈胜、吴广担任的屯长到底是多大的官；（4）陈胜如果从家乡阳城出发北上渔阳，怎么可能南辕北辙途经大泽乡呢？

以上4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那么，有理有据的推论，极限可以推到什么地方呢？

闾左

先看第一个问题：闾左。顾名思义的话，所谓闾左，就是闾的左侧。闾既可以指里巷的大门，也可以指基层的户籍单位。一个基层户籍单位大概就像今天的一个封闭式居民小区，被围墙封闭起来，进入小区的大门就是闾，所以古文里边会有“门闾”这个词。进入大门之后，如果只有一条中轴线式的通道的话，那么可想而知，通道左侧的所有住户都属于“闾左”。那么相应的，通道右侧的所有住户都属于“闾右”。

闾左和闾右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的，在征发兵役的时候，闾左本来并没有服役的义务，所以汉朝人在谈到秦朝苛政的时候，总是会把秦政府征发闾左当成一桩罪过。

比如西汉年间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淮南子》有这样的内容：“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

这是原话，“兴万乘之驾”说的是兴师动众的全国巡游，“作阿房之宫”说的是劳民伤财的阿房宫兴修工程，“收太半之赋”，如果按照汉朝学者许慎的注释，说的是秦朝征收的税率达到了三分之二这种夸张的比例——即便我们保守一点来看，这无论如何都是在控诉秦朝的赋税，严重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而与以上3大罪状并驾齐驱的，就是“发闾左之戍”。也就是说，无论“闾左”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反正任何一个但凡还讲点道理，要点脸面的政府，都不会征发他们去服役的。

再比如杜甫的名篇《石壕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长诗，内容是杜甫的一段亲身经历，看到抓壮丁竟然抓到了老太太的头上。宋朝学者蔡梦弼给杜甫诗集作注，正是拿《石壕吏》的内容和秦政府征发闾左相提并论的，一言以蔽之：“不堪也。”这就意味着，秦政府征发闾左，相当于突破底线，不按规矩办事了。

那么，征发闾左，为什么算是突破底线呢？

主流答案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要么常规被征发的对象都是相对富裕的百姓，但现在富裕百姓被征发殆尽，只好拿穷人开刀了，要么闾左百姓原本属于所谓“复除者”，因为在战场上斩过首，立过功，所以被免除了徭役，但胡亥政府不要脸，不管不顾地强征他们入伍。唐朝学者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边，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并列举出来，自己不置可否。

最直接的参考，来自西汉晁错写给汉文帝的一封奏章，拿秦朝作为反面教材，探讨汉朝政府的当务之急。其中说到秦朝征发百姓戍边，并不是为了巩固边防，给子民提供安全保护，而仅仅出于贪得无厌，想要开疆拓土而已。出发点就不对，结局当然就不会好。秦朝戍边的两大重心，一个在北境，一个在南境，秦人当然水土不服，这就导致无论是戍边的还是运粮的，死亡率惊人。这种九死一生的苦差事，秦人当然避之唯恐不及。

適戍

政府的征兵难度太高，怎么办呢，这就有了所谓“谪戍”，给老百姓安个罪名，以服役作为惩罚。首先征发的是有罪的官吏和赘婿、商人，人手不够的话，再去征发有市籍的人，也就是户籍属于商业人口而不是农业人口的人，如果人手还是不够的话，那就继续扩大范围，征发父母和祖父母有市籍的人。如果人手还是不够的话，那就“入闾，取其左”，字面上看，是把居民小区左半边的人全部征发。

这个解释无论对错，至少从晁错的行文逻辑来看，征发范围有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如果连闾左都要征发的话，政府就太流氓了。

胡三省正是拿晁错这段话来注释《资治通鉴》相关内容的，但没解释为什么司马光把“適（谪）戍”改成了“戍”，删掉了表示惩罚意义的“適（谪）”。有可能司马光的写法是从《汉书》抄录来的，班固早就删过那个適（谪）字，但理由已经无从考证了。

有一条史料很有误导性，那就是汉武帝时代搞的所谓“七科谪”。《资治通鉴》有过记载，说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为着北伐匈奴，在全国范围发起“七科谪”，强制7类有罪人员服兵役。胡三省引述张晏的解释，说这7类人分别是：有罪官吏、逃亡者、赘婿、商人、曾经有市籍的人、父母有市籍的人、祖父母有市籍的人。

七科谪里虽然没有“闾左”这一项，但逻辑显然是从秦朝继承来的。那么拿汉武帝发动的这个七科谪，来对照晁错所控诉的秦朝苛政，会发现7种人里有6种重合，不同的只有1种：秦朝征发闾左，汉朝征发亡命。那么，闾左和亡命似乎很像是同一回事。

所谓亡命，指的是从户籍地逃亡的人，后来引申出了“亡命之徒”这个词。原本的亡命之徒并不都是穷凶极恶的危险分子，他们只是脱离了户籍而已。但这样一来，政府无论征兵、徭役还是收税，都找不到人了。那么可想而知，这种人当然要抓，还要严厉惩罚。

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是且慢，前边讲过，早在秦始皇南下略取陆梁地的时候，就征发了3类人入伍当兵，分别是尝逋亡人、赘婿和贾人，攻取南越陆梁地，在当地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又征发50万名罪犯戍守南方五岭地带，和当地人杂居。

所谓尝逋亡人，就是曾经亡命，脱离户籍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种人是首当其冲的征兵对象。而在晁错的上书里，征兵对象有个逐渐扩大、不断加码的过程，最后一步才征到闾左头上，并不是像汉武帝的“七科谪”那样7类人同时征发。这样看来，亡命和闾左也许并不是同一类人。

宾萌

闾左最有可能的身份，我比较倾向于历史学家辛德勇先生推测的“宾萌”，也就是寄居他乡的流民。

早在战国时代，各大强国都想增加人口，通行的办法就是给出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移民。那么相应的，也会设置重重关卡，防范本国劳动力移民国外。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来，以耕战立国，在经济上高度重视农业，于是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锁定在土地上，不许他们自由迁徙。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能提高粮食产量，也有助于社会稳定。而流民脱离了户籍，也就失去了土地，如果只能务农糊口的话，就只有给人帮佣了。帮佣意味着佣工给地主交租，但不给国家交租，也不给国家服徭役和兵役。所以不难想见，在政策层面上，使用佣工会受到很严格的限制。

陈胜的家乡阳城在战国时代属于韩国，如果陈胜早年是在家乡当佃农的话，那么小伙伴们应该都是家乡人，不可能在表达惊叹的时候讲出“夥（huǒ）颐，涉之为王沈沈（chénchén）者”这种楚国方言。这只能解释为，陈胜离开家乡到楚地帮佣，而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今天的安徽宿州，正是楚国旧地，耕田的同伴们自然多是楚人。

陈胜也正是因为长年在楚地寄居，所以把自己认同为楚人，后来才会在起事之后，以光复楚国为号召，政权称为“张楚”。而如果陈胜、吴广寄居在蕲县的话，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北上渔阳要经过大泽乡了。

辛德勇先生的文章，题目叫《闾左臆解》，之所以称为“臆解”，是因为“由于资料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推理来立论”。所以这并不能说是定论，不过，这也许是目前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结论了。

仅余的一个问题是：陈胜、吴广担任的屯长到底是多大的官？

如果真能管理900人的话，屯长显然不是小官，陈胜、吴广在秦制下能当上屯长，本身应该已经凭着军功，获得了不低的爵位。有学者提出过这种说法，但如果这个结论属实的话，陈胜、吴广就不该在谪戍之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期回顾：

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但疑点重重，主要有这4个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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