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一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
靠小说,电视剧?笑话!
各种百科都已经不足令人信服。
教材事件后,人们对教科书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质疑。
我们还能相信谁?
至少央视的纪录片还能给我们些许安全感。纪录片的体裁再加上央视的背书,能不能说服一些人呢?
有这么一部纪录片《帝国商行》恰巧记录了十三行和伍秉鉴。信不信的,我们姑且先看看再说。
要想定义伍秉鉴一定要从十三行这个群体起始。
我们就从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开始:
十三行是否参与了鸦片贸易呢?
这个问题也是行商在历史定位上处于尴尬境地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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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从现在的清代档案看,清政府有关查禁鸦片的案例中,并没有行商参与买卖鸦片的记录。政府对行商最重的处罚,就是1821年道光帝以“知情不报”的罪名给行商首领伍敦元(伍秉鉴)摘去三品顶戴花翎的制裁。
那英方的档案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
《广州番鬼录》是美国商人亨特对自己19世纪初期在澳门以及广州日常生活的回忆。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与此同时,亨特所在的是美国开设的旗昌行,他们并未禁止贩卖鸦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言论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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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面对鸦片走私的高额利润。从事中西贸易的行商为什么不愿意做这种生意呢?这是他们的民族气节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鸦片会给他们招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年,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浩官交出罚银16万两,其它行商被罚5000两,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如果这种事件发展下去几乎可以使行商陷入绝境。
他们向外商宣布以后任何船只必须保证不夹带鸦片,否则一律不予担保。在官府的眼皮子底下,行商不比自由商人,多数行商尽量置身于鸦片走私之外,以图自保。
在禁烟期间,官府规定,所有入口船只必须由伍浩官等四家行商承保,保证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没有装载鸦片。理由是这四个商行都是殷实的富户,不会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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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就在道光帝登基不久,为了敲打十三行,拿下了伍秉鉴的顶戴花翎。之后行商曾致函大班(外商),鸦片买卖事关身家性命不得已必须秉公而行。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鸦片贸易是一种在行商体制外的走私活动。一些夹带鸦片的船只不敢贸然进入口岸,往往在珠江口外卸货交易。这在十三行的贸易范围之外,是行商无法控制的。
当然这些是报告给皇帝听的内容,真正涉足鸦片贸易的分别是沿海各省市的走私商人、海关官员的家庭成员以及个别水师巡船。
事实上,要说抓真正的汉奸,这些人有一个抓一个肯定是没错的。
在《开国之惑》一书中形象生动的描述中就能看出来:
“在伶仃洋、黄埔洋面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动态的画面,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在前面走,水师的船在后面追,无论怎么跑,怎么追,但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水师的船被拉远了,飞剪船还会等一等。就这样,前面跑,后面追,追到外海,后面的水师船放上几炮,鸦片船回几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礼,然后回头。这场戏是给岸上的满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们的船慢,追不上,不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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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鸦片走私之前,十三行已经在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传统优势商品的垄断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依据央视纪录片得出的结论,大概率十三行这个群体没有做鸦片贸易的动机。但对于伍秉鉴这个人来说呢?先说个不成熟的结论,对他不太放心。因为这个人太聪明了!在谈大聪明伍秉鉴前,必须先说一说更具大智慧的一位十三行行商,历经百年的潘启官家族。
启官实际上是行商的商用名。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洋人却误认为这是真实的姓名,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
潘启官便是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创办的同文行绵延一个世纪,绝无仅有。第一代的潘启官,潘振承从伙计开始到成立同文商行,他守约诚信,办事能力不容质疑。为维护商业信用,从每年伦敦退回的废茶,他都如数赔偿,仅1783年同文行退赔的废茶达一千四百零二箱。价值超过一万银元。从此在行商中退赔废茶成为惯例。在当时的欧洲只要贴有同文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自然可以卖出高价。
因为中国古代轻视商业的社会风气,行商即使在取得巨额财富后,依旧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因此行商一般都花费巨资为自己捐买顶戴。但行商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些顶戴名不副实,关键时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潘振承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事业成功后,为自己的后代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潘振承的次子潘有为进士及第,后任内阁中书。商人家族出了进士意义重大,从此跻身于士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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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潘家仅一墙之隔的就是伍怡和家族,伍家的怡和行后来居上,成为十三行的领头人,他们更精于投资之道。伍家的开创者伍国莹从同文行的账房先生做起,到建立自己的怡和行。外商称他为浩官。这个称谓被他的子孙一直沿用,成为19世纪国际上响亮的名字。
1801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被西方商界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最重要是富有。英国人说他聪明过人,又说他有懦弱的性格。他也捐了一个红色的顶戴,但他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戴一下。
他的性格到底如何,我们很难说清,但正是因其复杂的个性,让他成为十三行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他在商业上拥有超凡的智慧。伍秉鉴祖上同样是福建的茶农,而他最终却成为了世界首富。可以说,凭借的不仅仅是地利——身处“一口通商”的广州并被特许经营,更重要的是他超前的眼光。根据《广州番鬼录》中的记载,他一直从实力与信誉上与国际上的大公司进行竞争。不仅如此,他还投资美国的多个行业,其中,就包括铁路、银行、保险等。并收获了大量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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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与其他传统行商不同的地方。比起潘启官他更富有,却缺乏了政治智慧。
行商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你也许觉得他们矫性,但翻开每一个行商的经历,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生都是被吸血的一生,再有钱也禁不起无尽地盘剥。
同样受够了朝廷的苛捐杂税肆意勒索,在1808年时,潘家壮士断腕,动用10万银两向粤海关监督行贿,以辞去了总商职务。而伍秉鉴却越陷越深,直至巨额财富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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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伍秉鉴到底私下有没有贩卖鸦片。所有的中文资料都在显示他的清白。但这位曾经的世界首富把触角伸到了国外。他在海外的资金到底碰没碰鸦片走私,这个国人心中的底线?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然而无论怎样,伍秉鉴无疑是鸦片战争的受害者。战后,他的怡和行元气大伤,不久后更是身死道消。说他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左右逢源必然没错,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被夹在中间。说他是买办他得受着,说他是带路党的话,从何谈起呢?
应该说他是一个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的富二代,只恨生不逢时。
参考《帝国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