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视武功的宋朝为什么一直被认为是重文轻武，现实真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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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国策

目前来说，认为宋朝存在“重文”或“崇儒”的国策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与“轻武”是不是存在必然联系则有待商榷。一般认为，武将集团同样属于统治阶层，而且从军立功，自古至今都被视为是社会流动的上升阶梯。宋朝中枢决策层也不止一次强调对文武二事持对等态度。宋廷以中书省和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宋史·职官二》），宰相与枢密使并称“宰执”，可见其对武事的重视；此外，宋廷定文武二舞，以彰显其“化成天下，威加海内”（《宋史·礼三》）的功绩。说明至少从表象上看，宋廷对文武二事并无偏倚。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宋朝重文之例，就是其科举力度较隋唐空前提高，整个宋朝的文举考试次数足足有118次，唐朝290年总共录取7448名进士，而宋仁宗在位42年就录取4561名进士。然而，或许是由于文举次数太多，让后人忽视了宋朝的武举。据统计，在文举经常加开恩科（尤其是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情况下，宋朝的武举次数仍然达到了72场，并没有比文举少太多。从这组数据上不难发现，宋朝统治者在高度重视文举的同时，对武举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在财政上对军队的倾斜。一旦入伍当兵，立即被官府录入军籍，开销均由国家供给。而且，宋廷对于军人的待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一名禁军士兵一年的军饷为五十缗，达到了一名九品文官的俸禄水准；而武职中作为二品的节度使，其俸禄还要略高于一品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正式官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政策，宋朝在养军方面的开销是很大的。熙丰变法前，北宋一年军费达四千八百万缗，占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以至于经济上极度繁荣堪称土豪的大宋，在国家财政上却常常捉襟见肘。可即便如此，宋廷也没有改变有关政策。如果宋朝真的“轻武”，应该精兵简政才对。

所以，从国家政策上看，说宋朝“重文轻武”是立不住脚的。

二谈士人

很多人认为宋朝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重要依据，是两宋文治之风盛行而尚武之风减弱，尤其士人多手无缚鸡之力，远不如汉唐时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那般英武霸气。实际上，这是对宋史缺乏详细了解而造成的偏见。宋人认为自己对“文武之才……未闻偏习其一者也”（《宋史·张璪传》）。因此宋朝士人并没有严格的文武之分，比如“能办吏事”的辛仲甫，竟可百步穿杨，连其师武定节度使郭崇也自叹不如，反而向辛仲甫学习射箭。

文举状元出身的章衡奉命使辽时，为震慑辽国君臣，拿起一张只有辽军大力士才能拉得动的铁胎强弓连发三箭，箭箭命中靶心。著名科学家苏颂（设计了水运仪象台，被西方学者评价为钟表的先驱），刀枪棍棒无一不通，还培养出了哲宗时期屡挫西夏的一代名将苗授。可见，宋朝士人不但不以习武为耻，反而热衷此道。而据史料记载，在两宋路、军、州、府各个级别的官办学校里，赛马、射箭、摔跤等都是必修科目，士人对文武之道的追求并非泾渭分明。

此外，前文已述，两宋时期，从军立功也是社会流动的上升阶梯，宋人并不以从事武职为不光彩之事，投笔从戎者比比皆是，如北宋的柳开、郑宣、刘平，南宋的张所、王庶、曹友闻。他们或不甘于碌碌无为，或不愿与案牍为伍，均由文转武，寄希望于沙场建功来封妻荫子。所以，尽管宋朝以文臣统军者数不胜数，但这些文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治之臣，称作“纵横（即文武）可用之士”（宋太祖语）似乎更为妥当。

三谈民风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同，两宋时期民间习武风气异常浓厚。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武馆随处可见。节日一到，像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等大都市，各类武术社团纷纷登台亮相，将平日里刻苦练习的拿手绝活表演给大家，观众们无不大呼过瘾。而在农村，学武之风更盛。宋朝实施乡兵制，也就是按户籍丁壮比例抽选农民组成民兵武装，农忙时耕作，农闲时集结训练，担负修城、运粮、捕盗或协同禁军、厢兵守边。所以在宋朝乡村里，老少爷们在庄稼地旁舞刀弄枪者比比皆是。乡兵最鼎盛时，仅陕西、河北、河东（山西）三地就达42万余人。熙丰变法后，对乡兵的训练更为严格，各州定期遴选武艺高强的精壮保丁参加为期一个月的专项培训，合格者可以获得升官或免税的资格，农民习武的积极性因而大大提高。

那么，这些乡兵的习武效果如何？打起仗来能指望他们吗？辽军名将耶律斜轸就对此做过回答。这位战神曾感叹道，别看这帮农民装备寒酸，一敲锣或者喊一嗓子，瞬间就会一堆人冒出来跟你死磕。辽军官兵要是不幸落了单，遇到乡兵基本上没有活路可走。建炎南渡后，由于抗金斗争的需要，鄂州义勇民兵、夔路义军、湖南乡社、淮南山水寨民兵等较大规模的乡兵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或独立作战，或积极配合官军参与军事行动，战果颇丰。在南宋初年，外有金兵压境、内有流寇四起，加之国家常备军力严重不足的窘蹙局面下，这些英勇善战的乡兵武装无疑给风雨飘摇的赵宋政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为其在江南半壁站稳脚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正是得益于全民尚武的社会风气，才会有如此多的乡兵武装不断涌现，这说明宋时民风不仅不“轻武”，反而很重武。

四谈词源

从词源上看，“重文轻武”一词在宋朝并未有明确的出处。宋人对自己“重文”“崇儒”是直言不讳的，如“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导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宋史·陈彭年传》），“（真宗）令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宋史·真宗纪三》）。但是，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宋人将“重文”和“轻武”连带在一起加以论述。而将“重文轻武”作为固定词汇的，最早则见于清朝：“明代重文轻武，而其末流至于如此，则其纪纲，亦可见也。”（永瑢《历代官职表》）可见，清人是有鉴于明朝之亡，盖因明末军纪败坏、行伍不振，故而以“重文轻武”提醒当权者不可重蹈武备废弛的覆辙。清高宗在论及陆贾提出的“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时，说“高祖之言，在乎重武轻文；陆贾之言，在乎重文轻武……重文轻武是就逸，重武轻文是服劳也。”（清高宗《御制文三集》），以此阐述维持文武均衡的必要。

可见，就词源上看，“重文轻武”一词的出现，原本不是论及宋朝的制度。后世之所以将其用在宋朝身上，当是学者在研究“强干弱枝”与“守内虚外”等政策时，将其笼统地一概化为“重文轻武”的现象来加以讨论。实际上，“重文轻武”并不像上述两项政策那样有实据可查。况且，“强干弱枝”与“守内虚外”是宋廷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既不能说明国家对文治的偏爱，更不能说明宋人因此放弃武事。

“重文轻武”其实是“重文戒武”

平心而论，宋朝确实重文，文化发达、厚待知识分子，可是汉、唐、明等朝代没有重文吗？自汉朝以来，只要国家从建国初期的金戈铁马过渡到承平日久，统治者必定要实施文治，正所谓“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一个传统，或者说是惯例。宋朝的重文，和其他朝代相比，只是在程度上所有加深，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加之其周边武力强大的政权始终存在，因此即便是重文，其也远远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因为重文而轻武的地步。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宋朝“重文戒武”，这里的文和武，不是文事和武事，而是文臣和武将，即在重用文官的同时，对武将严加戒备。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由于宋朝代五代乱世而立，这一历史大环境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不论谁接过这个社会动荡的烂摊子，为保国家长治久安，都必会下大力气扭转军人至上的理念。因此，宋朝对五代文武失衡的局面做出调整，理应对文化政策大力扶持，提升文人地位，弘扬礼乐教化。而对于武将，则必须要对其权力进行重新设定，严防其对国家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因此，“轻武”的原意，应是“戒武”。“轻武”容易给人造成误解，想当然地认为宋朝对文治的重视要大于武功，社会风气趋向从事文化事业而忽视尚武精神。

重文戒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将宋朝覆亡的原因归结于此，显然是不准确的。就算单论两宋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不佳的原因，重文戒武也是一个次要因素。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宋朝自身军政制度存在很大弊端。比如，禁军数量过于庞大导致的臃肿、腐化；枢密院、三衙、统兵将领间的权力分割导致指挥层级过多、临战自主性差；不知兵的文臣对军事行动能够不受制约地错误干预，导致战略战术出现重大失误等等。而这些，和“重文戒武”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便换成我们习惯上认为的“重武”朝代（如秦、汉、唐），如果出现类似弊病，照样是要吃败仗的。所以，“重文轻武”不但不是史实，还会给读史之人带来很大误导，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参考资料：

《宋史》《辽史》《读通鉴论》《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国大历史》《宋帝列传》《宋代教育散论》《唐宋军政变革的研究述评》《金戈铁马之两宋烟云—北疆狼烟》《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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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森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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