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畿辅地区农田水利发展的严峻现状，背负着同僚挚友的支持和期望，徐贞明以改变北方落后农业面貌为己任，有的放矢的积极投身到治水营田实践中，不到一年便成绩斐然。然而，其大刀阔斧的水田开发活动却并未能按预期推进，很快便因被迫中途停罢而告终。

徐贞明水田开发活动的具体推进

按照由京东地区及京东附近的畿辅地区再推广至西北地区的逐步推进设想，徐贞明的治水营田活动首先从京东开始，从前期准备到实地考察再到具体推进实施，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充分的准备是保证整个水利营田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为此，徐贞明做了较为精心的准备工作。

前期试行：早在徐贞明活动实施之前，兵部尚书谭纶结合之前塞上的经验，认为徐氏于西北开发水田的设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随后，部分官员按照徐氏观点在蓟州、永平等地进行了试行，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时顺天抚臣张国彦、道臣顾养谦方有事于兴水田，行之蓟、永、玉田、丰润而效”，这便证明了徐氏主张的实践价值，增强了对皇帝的说服力，也增添了支持他的同僚们的信心。在群臣的举荐下，万历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徐贞明升任尚宝少卿，并遵从皇帝的敕诏，开始在京东地区进行实地勘察。

实地考察：历经近半年的时间，徐贞明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勘察各条河流的分合走向和河水的四季流量，了解地势凸凹和土壤干湿状况，调查当地生产习惯，绘制出京郊的山水地理图，最后将掌握的情况和实施方案分条列出，经户部总结，拟定治理水田的具体计划。上报朝廷，皇帝全部准奏，“得旨垦田导水乃利民首务”，并命德州仓拨给徐贞明所需银两。除此之外，徐贞明意识到，要保证整个水利营田工程的顺利进行，防止不法之民的阻挠，还需要一些权利上的保证。

权利保证：虽然早在万历十二年，户部针对治水营田的批复中就曾指出：“如有奸民指托势豪转相隐匿，及阻挠不法者，访拿究治。”，但是，要保证督治畿辅水田活动的顺利展开，徐贞明认为自己还需要被赋予一些实质性的权力。

因此，他在奏疏中提出兼任监察御史的请求：“本官职任尚宝，无民事之寄，谓宜畀之事权，加以宪职。有司之勤能偷惰，听其分别而奖饬之，庶乎权足以鼓舞而功可期也。”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准奏，命徐贞明“兼宪职承委官，照抚按例一体举劾，有推诿阻挠者参处重治。”

解民所疑：京东地区的百姓是这次治水营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必须得到百姓的积极支持和踊跃参与，而得到支持的前提是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因此，徐贞明陈疏请求：“谓凡民难与虑始条列数款以释民疑。”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命抚按官晓谕所在军民。”前期准备工作就绪，万历十三年九月，徐贞明正式开始于京东地区的治水营田实践。

徐贞明首先到达永平府，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采取六项措施推进工程实施：即“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听贞明举劾；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

徐贞明夜以继日，事必躬亲，“晓夕栉风沐雨，崎岖泥泞蓁莽中者，手不停指挥，口不停画诺，而露处招提古庙，饥饿者为常”。从万历十三年九月至万历十四年二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治水营田活动取得了很大进展：“密云燕乐庄，平谷水略寺、龙家务庄，三河塘会庄、顺庆屯地。

蓟州城北黄崖营，城西白马泉、镇国庄，城东马伸桥，夹林河而下别山铺，夹阴流河而下至于阴流。遵化平安城，夹运河而下沙河铺西，城南铁厂、涌珠湖以下韭菜沟、上素河、下素河百余里。丰润之南，则大寨、剌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东则榛子镇，西则鸦红桥，夹河五十余里。

玉田青庄坞、后湖庄、三里屯及大泉、小泉，至于濒海之地，自水道沽关、黑岩子墩至开平卫南宋家营，东西百余里，南北百八十里，垦田三万九千余亩。”京东的平谷、蓟州、丰润、玉田等多地，都在他的努力下“疏导山泉、置闸开渠”，呈现出

是一片“果成膏

壌”的景象。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徐贞明不敢懈怠，他将下一个开发的试点定在滹沱河附近的真定府，并遍勘周围诸河源委，准备进行大规模疏通河道。然而，此举却遭到了众多阉人勋戚的强烈反对，尤其神宗身边的张诚、张鲸等中官更是京畿万顷草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乘机不断在皇帝耳边搬弄是非，纷纷争言开发水田的不便，神宗的态度开始动摇。

御史王之栋随之上疏，言“滹沱非人力可治，徙耗财扰民并条陈十二条不利之处，这使得皇帝心意彻底改变，一道禁令，命“罢治京畿水田”，徐贞明被调回朝，不久便告假回乡，直到终老。

徐氏矢志改善畿辅水利状况，转变南北失衡现状，“欲为国家开粒食之原”的努力在强大的阻力下化为泡影。究其原因，是面对豪强权势的无助，也是面对北方旧习的无力，更是面对帝意无常的无奈。

徐贞明水田开发活动失败的原因

《皇朝经世文续编》中曾阐述北方勋戚巨族反对畿辅水田开发的原因；一是“恐水田既开，失苇荡自然之利”；二是“虑额外增赋，贻无穷之害。”

徐贞明主张兴修水利，垦荒营田，势必需要通过占地来浚渠开沟，这便引起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尤其畿辅地区，即使是久荒不治土地，也早已被豪官勋贵所占用，故而因触及了他们的利益而遭到其千方百计的阻挠。

首先，徐贞明进行治水营田时期，正值明代投献之风日益盛行之时，皇亲贵族通过受赐田地等各种特权巧取豪夺大片土地，普通百姓却背负着异常沉重的税役重担，大批农民不得不献出土地沦为個户，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徐贞明主张利用畿辅周边的大片荒地来开发水田，然而这些闲置的土地却也早已大多被勋亲宦官所占，或被用来做为皇庄，或已变为牧马草场，他们不用耕作，仅靠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植物便可以获利甚多。

而按照徐贞明的举措，通过招募南人来开垦荒地，且“能垦田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如此一来，被开垦为粮田的荒地，便将“归于业户，隶于有司”，这样那些原本的“占闲田为业者”便会“己利尽失”。

这对他们而言既是“夺北人之田，又塞其功名之路”。其次，徐贞明试图通过开发水田，来提高畿辅地区粮食生产水平，减少对东南漕运的依赖，改变东南重赋的现状，“东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徭之苦，则以南之赋繁而役减，北之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民聚则赋增，而北徭可轻。”

畿辅士绅大为惊恐，他们担心一旦东南漕运减少，国家会把额外的漕粮摊派给西北，这样他们的既有利益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于是豪官阉党极力抵制畿辅水田开发活动。万历十三年闰九月，户部科臣姚学闵在其奏疏中便曾反映这种抵制状况：“该科曾经阅视目击沿河数处类多水田，尚有滨河旷衍弃为榛莽而不垦者，惧加粮之遗累，与屯军之告争也”，并表示也曾考虑让徐贞明亲自过去治水开荒，但由于“方经理圻内，远涉边地，势或难周”，也只能“移咨彼处就便督责”。由此可见，在徐氏水田开发的过程中，这种质疑和抵制是一直存在的。

最后，东南漕运还一直是北方阉人权贵的获利之源，他们已习惯利用粮食运输交卸过程中种种无法预防的漏洞中饱私囊、牟取暴利，“各官旗停泊私贩乘机盗卖，奸弊不止一端”，若减少东南漕运也无疑是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

结语

由此可见，徐贞明治水垦田的举动对于北方勋贵而言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这些阉党官豪纷纷建言，“争言不便”，并且从中嫁祸：“言水田既成，则必仿江南起税”，从而引起了更多的北方官员的反对，而御史王之栋本也是畿辅人，他的参劾也是多出于阉人勋戚的意思，皇帝最终被这些流言蜚语所惑，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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