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败退台湾,在他的反省日记里,他痛批马歇尔,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马歇尔和美国是要负全责的。
马歇尔与蒋介石
除了将失败归咎于美国和马歇尔身上,
他还认为,李宗仁也是主要的负责人。
在
1949年的《上月反省》中,蒋介石大骂:
“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这两个人做了什么事,会被蒋介石找出来,当成背锅的出气筒呢?
甩锅马歇尔,是因为蒋介石觉得,
马歇尔耽误了他发动内战、“解决”我党的最佳时机。
马歇尔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美国派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发生了严重冲突,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是史迪威和他在对待我党的态度上不一致。
史迪威想法“单纯”,只要打日本他就支持。
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史迪威主张装备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抗日力量,反对蒋介石封锁延安,反对国民党挑起和我军的摩擦。
1943年开罗会议后,史迪威一回到重庆,就主动向我党通报会议情况,还派人到延安和我党中央沟通,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
开罗会议三巨头: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
蒋介石对延安封锁,史迪威却支持我党获取外援,
曾用飞机往延安和我抗日敌后根据地,运送各种军需物资,派遣军医提供医疗支援。
史迪威的行为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加上史迪威担任中国驻印军司令时,也与蒋介石不和,蒋介石多次向美国提出召回史迪威,美国最终答应蒋介石的要求,于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
在二战末期调走史迪威,说明美国还是支持蒋介石主导战后的中国。
美国召回史迪威,原本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赫尔利,就成了国共之间调停人。
约瑟夫·史迪威
赫尔利更像是蒋介石的特使,一心为蒋介石企图整编我军的方案斡旋。
我党和蒋介石、赫尔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争取到《双十协定》的签订。
然而蒋介石拒不遵守协定,继续进攻解放区,把中国拖向全面内战的边缘。
美国当时的态度既支持蒋介石,又不希望看到我国内战大规模爆发,把美国拖进泥潭。
前排为:毛主席、蒋介石、赫尔利
看到国共冲突越演越烈,
美国总统杜鲁门换掉赫尔利,派威望更高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
马歇尔长期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是一位军政双优的将军,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美国曾想为他特设元帅军衔被他拒绝。
他来到中国,蒋介石亲自从重庆赶往南京接机。
马歇尔来中国肩负的使命,和蒋介石有一致也有冲突。
美国希望蒋介石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马歇尔与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萧克上将珍贵合影
美国认为蒋介石可以取代日本,成为地区稳定力量,而且通过蒋介石,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可以让美国得到一个庞大的市场,进而影响到整个亚洲,
为美国增加十亿以上的消费者,避免美国发生下一次经济危机。
基于这种战略考量,美国不仅让投降的日军拒绝我军接收,帮蒋介石守地盘,还直接出兵五万协助蒋介石的军队北进,很快又把中国驻军增加到十万。
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来华前几天,杜鲁门发布美国对华政策,提出:
国共及中国一切不同意见的武装,应停止敌对行动;
召开国内主要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解决争端;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将提供援助,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和经济重建。
马歇尔
面向全世界的公开声明,内容一定不偏不倚显得很公正,我党要顺应民意诚心避免内战,蒋介石要争取全面发动内战的准备时间,也都乐于接受美国的调停。
马歇尔12月19日从上海入境,23日就在重庆和我党代表周恩来等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的国共谈判重新开启。周恩来代表我方提出三点主张:
国共双方部队停止冲突各驻原地;
避免内战的一切问题,应在停止军事冲突后和平协商解决;
政治协商会议指导内战考察团,在冲突区域监督前两项的实施。
马歇尔与周总理
国民党非常傲慢,对我方的提议完全懒得回复,谈判无法进行下去。马歇尔是美国总统特使,本身地位又高,不会像赫尔利那样做蒋介石的特使。
他以美援向蒋介石施压,要国民党放弃蛮横立场,成立国共双方和美国的三人委员会,协调停战事宜。
国民党不得不同意,然后就针对我方的三点提议,提出有条件停火,称要恢复交通线再停火,而且不提各驻原地。
国民党的条件一开出,马歇尔就表现出明显的偏袒,
在1946年1月3日,他给毛主席和蒋介石的备忘录中,他综合出他的意见:
立即停火;双方部队维持现驻地;双方停止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东北主权,可往东北运兵,东北境内的部队可以调动;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动。
这个方案基本就是国民党停火的要价。
马歇尔与蒋介石
马歇尔在调停中维护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把丢江山的责任归咎于他?
就因为蒋介石要战,马歇尔代表美国要和。
抗战胜利前夕,英、美、苏三巨头签下《雅尔塔条约》,分享战后利益,
条约中有涉及中国的密约,以牺牲中国东北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宣战,攻打日本关东军。
德国战败后,美国知会蒋介石密约内容,要求蒋介石与苏联签约,让苏联尽快出兵东北。
苏联以
“消灭关东军后,把东北归还国民党政府,并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支持反政府武装”
为诱饵,与蒋介石签下了超过密约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
中苏友好条约虽然出卖了我国主权,但让蒋介石拿到了东北,还孤立了我党,让蒋介石觉得战后独霸中国很快能实现,美国媒体也兴高采烈。
美国政府不像蒋介石那样乐观,仍在担心我党和苏联联合。蒋介石告诉美国人不必担心,他会很快消灭我党,但美国人却不相信他。
美国了解占中国五分之四的农民,大多数都支持我党,也了解很多美国援华资金进了国民党贪官的腰包。
而中国的通货膨胀,从抗战初期到抗战胜利上涨了二十倍,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被消灭。
造成这种情况除了战争因素,更多要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战胜国领袖的光环,也遮掩不住滔天的民怨。
抗战时期,国民党滥印纸币,造成通货膨胀
到抗战胜利时,我军正规部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另有民兵二百八十多万,解放区面积将近全国五分之一,人口达到一亿两千多万。
美军观察组看到解放区的群众,对我军如同对亲人,对国民党军队如同对寇仇。
种种现实让美国认识到,可以帮助蒋介石扩大势力,要想帮蒋介石消灭我党却办不到。
一旦中国陷入长期内战,
“……俄国有可能重新攫取满洲的控制权,……导致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的失败或者损失。”
这是马歇尔的担心,也是美国政府的担心。
马歇尔
于是美国就一方面增强蒋介石的实力,一方面想通过调停,把我党拉入由蒋介石主导的联合政府,避免中国发生内战,给更多外部势力介入制造机会。
我党对美国调停一直抱积极态度,
抗战胜利前,毛主席就致信赫尔利大使,希望能赴美和美国总统会谈。
赫尔利没有把信送达,导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未能成行。
马歇尔来华后,周恩来同志也表示,在不干涉我国内政的前提下,欢迎外国友人的帮助。
为了达成国内和平,我党放弃了大片解放区,并大量缩编军队。
毛主席
1946年1月10日,国共《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签署,和平建国出现曙光,政协会议随后召开。
我党这个时候已准备好,和国民党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进行政治斗争。
中央也将从延安迁往离南京较近的淮安,华中局把淮安的蒋公馆和丁家花园腾空,并装葺一新留给即将到来的中央使用,还计划把淮阴、淮安连成一片,扩大中央所在地面积。
毛主席对到访延安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自己会住在淮阴,开会去南京。
毛主席
蒋介石同意停战并召开旧政协,完全是迫于各方压力,他仍然抱定不击败我党,就不会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
国民党政府已处在民心不可收拾的境地,蒋介石对和我党在联合政府内,进行政治斗争没有信心。
他对此时拥有的武力信心十足,也觉得犯不着建立联合政府,和我党进行政治斗争。
到1946年三、四月份苏军从东北撤军时,蒋介石就不顾停战协议,大肆进犯我军控制的东北城市。
关键时候,马歇尔不顾周恩来同志请他调停东北战事再回国述职、休假的建议,执意回到美国。
蒋介石
我东北民主联军奋起反击攻下四平,国民党派出三个主力军围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付出重大损失撤离后,因叛徒泄密,使得国民党军队无所顾忌地穷追猛打,差点越过松花江,迫使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分散游击,我方也做好放弃哈尔滨的准备。
关键时候,从美国返回的马歇尔出面调停,国共再度停战。蒋介石后来认为,这次停战让他错失了消灭东北我军主力的良机,才导致东北丢失。
马歇尔担心国民党军队打过松花江,会刺激苏联做出反应,蒋介石那时则信心爆棚,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马歇尔
这个时候在马歇尔调停下,我军还得以把中原地区的两千名伤员和非战斗人员撤离,为后来的中原突围减轻了负担。
凡此种种都让蒋介石觉得,马歇尔没有帮助他消灭我党,反而捆住了他的手脚,让他从优势变为劣势,最终败给了我党。
马歇尔在延安和毛主席会谈后,更认为蒋介石自认能短时间内消灭我军,完全是痴人说梦。
他积极斡旋促成国共停战,是为了保住美国对蒋介石投下的本钱。
只是蒋介石执意挥霍无度,马歇尔也没有办法。
马歇尔在延安与毛主席等人的合影
在蒋介石废除旧政协决议,断然召开完全由国民党把持的“国大”,致使国共谈判完全破裂后,马歇尔黯然回国。
他断言,美国继续帮助蒋介石,将
“不得不在实质上接管中国政府,这就会使得美国卷入一项实际上根本无法退出的事务当中。”
美国政府知道后果,不过又找不到其他代理人,只好抱着“小赌怡情”的心态,缩减对蒋介石的援助碰手气。
到1948年宋美龄到美国求援时,美国已经完全死心,连小注也不愿意下了。
宋美龄在美国
蒋介石评价马歇尔的调停是
“妥协绥靖政策”、“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
实际上马歇尔为他做了很多事,周总理曾经给中央电告马歇尔的调停时指出:
“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
正是因为马歇尔的偏袒,蒋介石的要求也越来越无理,不仅不经商讨就向我方提出一个整军方案,还要我军让出东北大部分地区。
在我军退出南方解放区的情况下,蒋介石步步紧逼,企图迫使我方再交出大片北方解放区。
蒋介石与宋美龄
国民党在东北肆意横行的时候,马歇尔也只是和稀泥,并未给国民党施加什么压力,直到国民党快要触动到苏联,马歇尔才真正起到了调停的作用。
美国调停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要维护蒋介石的统治。
周总理那句
“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
,就已经说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正是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才把他在大陆的统治,送上了不归路。
三大战役失败,解放军兵临长江,又失去了美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陷入了绝境。
这个时候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群起而攻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辞去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接任代总统。
李宗仁
李宗仁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老冤家,两人一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接下来就是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两广事变,
不是蒋介石打李宗仁,就是李宗仁的桂系反蒋。
抗战时两人放下仇怨共同抗日,到1948年国民政府搞总统选举,李宗仁不听蒋介石劝阻,执意竞选副总统,让蒋介石对李宗仁又添新恨。
积怨归积怨,李宗仁当代总统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丢江山的锅再怎么也甩不到李宗仁身上。
蒋介石不这么想,他觉得逼他辞去总统职务,就是李宗仁仗着桂系军队没什么损失,挑动人对他逼宫。
他失去总统职务,国民党各派系更加涣散,政府分成了三个:
他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的行政院在广州。
蒋介石与李宗仁
蒋介石还认为,李宗仁与我党和谈态度软弱,不仅没有实现划江而治,还导致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签下了以我党让国民党投降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协议。
协议虽然李宗仁政府没有承认,但让国民党的士气丧失殆尽,以至守不住长江天堑,陷入彻底溃败。
蒋经国回忆称,蒋介石本不想去台湾,要留在上海坚守,也是李宗仁以桂系军队为筹码,逼蒋介石离开上海放弃国事,最好出国避难。
李宗仁当代总统时,还做了一件事让蒋介石觉得不可饶恕。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已在战场上被我军打得大败,形势逼人,很多国民党人员开始暗中找退路,我党的策反工作开展得也更加主动。
这个时候,南京的地下党准备营救在学运中被捕的党员,以免他们在国民党覆灭前的最后疯狂中被杀害。
正好南京地下党的学委委员沙轶因的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行政司法部的司长,她就向组织上提出策反她的姐夫,营救被捕同志。
征得组织同意后,沙轶因在姐姐家对杨兆龙进行了初步试探,
杨兆龙心照不宣地提出要见见沙轶因的“朋友”。
南京地下党当机立断,派出策反部的同志直接上门和杨兆龙面谈。这次谈话让杨兆龙决定帮助我党营救同志。
杨兆龙
就在营救进行的时候,国民党想要任命杨兆龙当最高法院检查署的检察长,杨兆龙征询我党意见,南京地下党认为这是更大的机会,决定让杨兆龙接受这个职务。
杨兆龙到了更高的职务,南京地下党就策划促成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这个时候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正在寻求和我党谈判保住长江以南。
国民党风雨飘摇,已呈树倒猢狲散之势,不得不把第一任司法部长张知本又拉出来当司法部长。杨兆龙趁机联合张知本,在何应钦主持的行政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议案。
这个议案当即遭到朱家骅、吴铁城等人的强烈反对,何应钦也让张知本收回议案。
张知本
如果总统还是蒋介石,这个议案没几人敢同意,可是李宗仁成了代总统,不少参会者也怀着留后路的心思,对议案投了赞成票,最终议案以微弱的优势通过。
通过了也还不能执行,这种重大议案,必须要由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为防夜长梦多,得知代总统李宗仁因事回广西后,张知本和杨兆龙追到广西找李宗仁签字。
李宗仁看了议案,一言未发,抓起笔就签了字。
命令生效,国民党统治区没有被蒋介石亲自控制的监狱,一共释放了包括我党党员在内的一万多名进步人士,这让蒋介石气急败坏
。
蒋介石正反省出杀人太少会丢江山,李宗仁那边就全面释放政治犯。
好人李宗仁来当,恶人蒋介石自己来做,蒋介石怎么能不恨李宗仁。
李宗仁
蒋介石把李宗仁利用总统权力,签字通过释放政治犯议案,视为误江山行为。实在是有些可笑了。
美国人都看得清蒋介石发动内战没有好下场,蒋介石自己却一直在梦幻中。他丢江山是民心抛弃了他,是中华觉醒的国运抛弃了他。他怪这怪那,不愿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落了格局。
不过,他毕竟是军阀式的人物,格局决定思维,丢江山是必然,甩锅也是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