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他们和中原皇帝的画风截然不同。他们既是中国帝王圈里最看不起人的群体，把耶律楚材等大臣都当作是自家奴才;一方面又是帝王圈里打赏最丰厚的榜一大哥，李世民、刘邦和他们比起来都是吝啬鬼。

三顾茅庐、君臣有交是汉人知识分子的傲娇，在很多原教旨的儒家知识分子心中君主最好能把自己当老师，当天地秩序的代言人，对自己言听计从，汉人知识分子其实是很要面子的。但元朝皇帝并不讲究这些，大家熟悉的耶律楚材也没有得到诸葛孔明一样的待遇。

成吉思汗一点都不把耶律楚材看作是自己的孔明，成吉思汗在用兵和国家战略上从来都没有咨询过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时期最大的用处就是占卜吉凶，给成吉思汗当术士。成吉思汗是萨满信徒，本身也有羊骨头占卜、看相等本事，他面试耶律楚材的主要考题也是占卜星象。

耶律楚材是“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的多面手，占卜能力强，成了成吉思汗家族最信任的占卜术士，窝阔台登基的时间也是他选定的。成吉思汗西征时，耶律楚材还捏着鼻子记录了丘处机等人献给成吉思汗的各种养生方法。耶律楚材对这种安排也很无奈，他是地道的儒家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著作中没少吐槽丘处机等人，他因此十分苦恼，写出了“一扫氐羌破吐浑，群雄悉入北朝吞。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射虎将军皆建节，飞龙天子未更元。我惭才略非良器，封禅书成不敢言”的诗句。

耶律楚才是元朝的中书令，但他更是元朝皇帝的必阇赤。必阇赤是隶属于蒙古可汗本人的书记官，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汉人书记官，负责用汉文传递命令。但元朝的皇帝还是有蒙古语的传令官，负责蒙古系统的军事、行政命令传递。在窝阔台眼中，耶律楚材可能并不比自己的私人医生重要，耶律楚材能当上中书令，就是元朝著名太医郑景贤的推荐、退让(窝阔台原本要老郑当中书令，老郑举荐了和自己关系好的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元朝皇帝那里也是半个医生，耶律楚材也给蒙古大军西征准备了大黄，耶律楚材还一度因为严格执法，被窝阔台下了大狱，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的关系真不是中国传统君臣的典范。

蒙古皇帝的这种做派和他们的权力结构有关，蒙古帝国的核心制度是蒙古贵族专权，大汗经过考验的斡耳朵奴仆才是最受信任的人。这些人被叫做媵者、“老奴婢”，包括蒙古皇帝身边的奴仆、卫士、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蒙古著名的怯薛军也身兼服务员，要给皇帝(可汗)端酒送水，就连给皇帝酒宴分配酒水都被博尔术家族长期垄断。这让很多汉人受不了，南宋的张世杰就特别讨厌这一点，说“他家（蒙古人，这自然是跟成吉思汗家学的）事，世杰尽知之：拿一个盏，跪在地，不能得他接；接了，未得他饮。安能忍辱事人耶！……如不可为，亦只有一死！”

蒙古皇帝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大方，大方地让很多人忘记屈辱。元朝皇帝给了刘黑马一家实封7万户的赏赐，窝阔台时代整个华北不过九十万户人口，蒙元贵族和汉军世侯联手瓜分了70多万户。蒙古君王的大方贯穿了整个元朝，木华黎家族在元朝前期就拥有世袭五投下军（十六个千户）的指挥权，和本身的三个世袭千户，在中原拥有近四万户封户，忽必烈拿下南宋后又在江南给木华黎家封赏了四万一千户，整个木华黎家族的封赏有八万多户。

而李世民给111家功臣一共才封赏了71000户实封封户，只比得上刘黑马一家，还不如木华黎家族。刘邦分封了137个侯爷，共分出了22万户（刘邦其实比李世民大方的多）也比不上蒙古皇帝大方。蒙古皇帝不但给的封户多，封户的收入也高，封户中的丝银全科户（封户中还有医户、匠户等）每户每年上交丝一斤、银四两，木华黎家族每年的合法收入就有六位数的白银，是清朝王爷收入的十倍。

除了给的封户多，蒙古皇帝还喜欢打赏。每一个蒙古皇帝登基都要进行大撒币活动，逢年过节也要进行赏赐，蒙古皇帝的赏赐甚至经常造成财政亏空。蒙古皇帝的战场红包也很及时，蒙哥在黑石峡战役看到史天泽（汉人世侯）的部下李进打得猛，当场就赏赐了“锦衣、名马”；忽必烈在召见博罗欢时，不但赠送一个博罗欢俘虏的蒙古王妃，还问“汝家是器几何，鞶带有无？”，老实人博罗欢不敢要，忽必烈还说“博罗欢不自矜功劳，不能让他空手回去，当场“赐是器五百两”，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以至于元朝功臣都在自己碑文上反复记录。

蒙古皇帝一方面把大臣看作是自家奴仆，让不少自尊心强的汉人不满；另一方面赏赐、撒币的力度又是中国历代皇室之冠，不在乎自尊和面子的强人好汉都愿意给他们卖命。在扩张战争时期，蒙古皇帝的这种做法很有效果，但在和平时期，就起到了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