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河南道已具有沟通中西的能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南北战争频发，丝绸之路河西道一度中断、堵塞，而由吐谷浑绾毂的河南道逐渐畅通、兴盛。但一条通道的畅通、兴盛，必然得益于此前一代又一代各国人民的共同建设才得以实现。

丝绸之路河南道的概念

丝绸之路河南道孕育于史前时期人类的活动，开辟于马家窑人群的迁徙，成熟于西羌人群的沟通，兴盛于吐谷浑人的绾毂。而河南道的部分通道曾是玉石、彩陶、小麦以及青铜等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

因此，有学者常以“玉石之路”、“彩陶之路”、“青铜之路”命名此通道。这条通道，后来被不同族群的人绾毂，“在不同时期，有羌中道、河南道（吐谷浑道）、青唐道等不同称呼”。

究其内涵和所经具体区域，可将河南道分为狭义丝绸之路河南道和广义丝绸之路河南道。广义丝绸之路河南道是指“由高昌走焉耆，去鄯善，越阿尔金山口，穿吐谷浑的白兰地区，至察汗乌孙河的都兰城（河南国都），经柴达木盆地，抵吐谷浑东镜龙固（松潘），入益州（成都），再由益州达建康（南京）”的交通路道。

狭义丝绸之路河南道主要是指由青海、甘肃南下进入以益州为核心的蜀地路段。而文中所谈河南道。具体指由东晋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出发，沿长江水路溯江而上到达蜀地益州（今成都），经岷江或白龙江北上至甘南迭部、临夏，后经民和、同仁等地达西宁。

在继续西行前可从西宁直接北上穿祁连山扁都口至张掖，亦可从西宁、共和等地出发抵伏俟城或都兰。而后沿柴达木盆地南北缘行走，南缘穿越阿尔金山至若羌，北缘跨过当金山口达阳关、敦煌的一段水陆结合的重要路网。

而其中建康至益州的长江水路，是由建康至益州、河西及西域的必经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段长江水路是丝绸之路河南道沟通中西的重要辅路。

丝绸之路河南道历史溯源

众所周知，一条道路的开拓、畅通与兴盛应是经一代又一代人的经营、发展而成。下文将对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历史溯源进行简要梳理。

据考古发现证实，“距今3万年左右青海道（作者按：河南道）已成为远古文化交流的通道”。195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附近发现多处含有旧石器时代遗物的遗存。

尤其是1984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小柴旦湖旁的古湖滨沙砾层中采集到了112件石器，其中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及砍砸器共41余件。“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器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并据观察石器制作的技术特点来看，此时的柴达木与华北平原远古人类已有了联系。

1993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柴达木盆地西南的东昆仑山中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烧土和四层炭屑。其中有“经过人工磨制、非常精巧的贝壳装饰品、鹿科动物的牙齿化石和一些石器，初步断定其年代距今1万年左右”，这说明中石器时代柴达木盆地南缘也有人类生活。

由此来看，柴达木盆地附近，尤其是盆地南缘曾经有诸多旧石器人类在此活动，与西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上限大致相同。且生活在柴达木盆地附近的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制作技术与华北平原细石器制作技术相似，应是同源。

据此推测，旧石器时代柴达木盆地的人类应由华北平原迁徙至此，他们可能是沿着青海湟水及黄河流域一路向西。

即借助丝绸之路河南道的河南分道及柴达木分道的部分支道由青海湖西岸进入柴达木盆地的。但是我们应注意到，远古人类自东向西的迁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多次迁徙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路线，这即是丝绸之路河南道柴达木分道的最早源起。

1980年7月，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进行考古调查时，于贵南县拉乙亥乡附近的黄河沿岸阶地上，发现了一处中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出土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2件。

经过测年发现，拉乙亥遗址绝对年代距今约6745年，“时间上接近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但该遗址出土石器全部是打制的，且出土遗物具有浓厚的旧石器晚期文化特征，整体上处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是1万年前左右，由中原地区或柴达木盆地的人群迁徙至此。“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能间接说明河南道历经的核心区域共和盆地与周边已有初步的交通联系”。

还有学者结合考古发现，认为旧石器晚期生活在黄土高原西端海拔2000米左右的游猎采集人群，在末次冰消期沿着黄河谷地，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共和盆地，而后继续向北进入青海湖盆地，接着向南登上海拔4000米的青海南部高原，在全新世早期向西进入柴达木盆地，并沿着格尔木河翻越昆仑山，进入可可西里和藏北高原。

而这一迁徙过程中河湟谷地成为了人类进入高原的重要通道，可以说，这一通道即是河南分道的前身。

总之，在距今3万年至7千年左右，中原地区及华北平原的人类自东向西迁徙至青藏高原过程中经行的路线，已为丝绸之路河南道的正式开辟奠定了基础，此时河南道已进入起源阶段。

因此，河南道是在许多相当古老的区域通道基础上，经过无数次磨合、摸索最后形成的。在距今5500年左右，文化上源为仰韶文化的马家窑人群由黄土高原中西部向西迁徙，来到甘青一带的河谷地区，逐步与当地人群融合发展，成为甘青河谷地区一带新石器文化的主体。

河南道的主要路线

在距今5000年左右，马家窑人群又继续南下，他们迁徙活动导致彩陶文化和粟作农业向西、向南传播，开辟了河南道的主要路线，即祁连山分道和河南分道。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岷江上游今四川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了一百余处新石器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与甘青马家窑文化相近，应该是马家窑文化人群南下活动的遗迹”。而其中马家窑人南下所经行的路线应是河南道西蜀分道的前身。

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白龙江流域及岷江上游流域发现了诸多受马家窑人强烈影响的文化遗迹。如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和波西遗址、汶川县姜维新城新石器时代遗址、理县箭山寨遗址等地都出土有与马家窑彩陶文化相类似的彩陶器型、纹饰及制作方法等。

此外，大渡河上游、澜沧江流域也发现了诸多属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类型的遗迹。因此，“马家窑人群借助湟水、黄河、白龙江、岷江等河道自北向南迁徙过程中，不仅开辟了不同区域交流的通道，也将他们的原始文化传播至四川平原”。

到了距今4000年时，西羌把来自中亚、西亚的玉石、小麦种植技术、冶金技术等借河南道传播至中原及西南地区，使河南道真正成为国际化的交通要道。西羌当时主要居住在今青海、甘肃、新疆等地，柴达木分道南北缘及与柴达木分道相接的广大西部地区是其主要活动区域。

早年“青海民和县喇家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玉器，据专家考证，玉材均带有西部玉料的特征，是广义的和田玉”。后来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有一件由新疆和田玉制成的玉柄，商朝妇好墓中也有大量的和田玉，于曾侯乙墓中也发现了由和田玉制成的玉配饰。

同时，在新疆有发现与齐家文化时期相当的青铜器，在柴达木盆地南缘至青海湖之间，如格尔木、都兰等地也发现了诸多青铜遗址。这些都似乎说明，很早之前，祁连山南北两麓发育形成的宽谷及河湟流域的平地已成为先民们沟通交流的天然孔道。

因此，苏海洋先生认为河南道孕育于齐家文化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一条国际通道。而将来自中西亚的玉石、冶金技术流传至河湟及中原地区，应是西羌人的功劳。

结语

总的来说，西羌人也借河南道分道和西蜀分道不断南下，将来自西亚和中亚的文化因素传播至成都平原地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河南道已具有沟通中西的能力，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