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而在拥有民族主义心态的近百年间尤其如此。这个复兴了的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朝代。我们现在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材料,它们会说明明代的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
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数字偏低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 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对于明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最后估价?明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皇权及其附属物用展示暴力意志的办法来恫吓文官政府的时代?它是一个行政效率甚高的时代,还是环境造成的实际局限性严重地限制了其政治成就的时代?它的国内行政到底是皇权制度在其漫长历史发展中这时比以往更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潜力的工具呢,抑或事实上它是社会各阶级的和各地方的利益集团达到它们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这种种问题可能有用词不当的成份,但都是人们很久以来就提出的问题。 明代政治史的某些内容曾经引出一系列有关的很纷繁而又互相抵牾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某些内容。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会不会骗人?可能有人会说,明初诸帝想集中权力和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一切政令之上,但他们的这些意图实际上从未象统治者打算的那样成有效的制度,也许还使他们自己骗自己地认为确实形成了制度。黄仁宇教授曾一再指出,中国人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宁可用伦理办法而不用技术办法,这就使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局限而影响到权力的运转。他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但是,泱泱大国的形象不易驱散。 人们只要看一看明代中国在亚洲被拾举的高大形象,就可知其在传统上,亚洲内陆曾经岀现中国的征服者,明初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位。中国与其他亚洲陆上列强原来的外交关系被由中国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时代所取代,其依据是中国人的假设,即认为中国是中心,而且高人一等而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都是通过朝贡办法名义上承认中国的这种地位。 它在内政上也重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监督结构——即数以千计的地方的和地区的行政官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贤与任命而来的。明王朝甚至比帝国早期几个典型的王朝更加企图使政权的运转正规化,使官员的行为整齐划一,以便纠正像明初诸帝认为的几个异族王朝所强加给中原的那种目无法纪的、贪污腐化的窳政。总而言之,不管它是好是坏,明初的国家力图给官民的公私行为定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以此巩固其政权。后来由此产生的“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是明代的新成就,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