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看似声势浩大，史书对其评价也多以正面为主。但实际上，细看其过程和结果，五次大规模北征不仅没有达到“漠北清尘”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明朝内部经济，社会，军事情况的恶化。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五次北征更是造成明朝内敛保守的主要因素，北征之后，明朝彻底失去了开放，进取的活力，愈发封闭。因此，朱棣五征蒙古，对于明朝的发展而言，无疑是失大于得，得不偿失。

朱棣的皇位，是通过四年漫长的靖难战争打下来的，从他的大本营北平，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攻破大明朝当时的都城南京。战争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与持续时长成正比，因此沿线地区，尤其是山东和江苏地区，由于战乱，已经对当地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恰逢此时，山东又经历了大旱灾害，作物颗粒无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是永乐进行大规模北征之时的经济环境。此外，永乐皇帝为了迁都北京，需要重修大运河，而大运河恰恰又要经过山东，因而山东地区的民夫被大量征调，民不聊生，最终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唐赛儿起义。

以上，便是永乐皇帝北征之时，明朝内部的经济情况。

北征，不仅需要动员军队，更需要后方的军需调度。军需调度，则须征调民夫。以第二次北征为例，根据《明史》记载，朱棣北征调动的民夫数量之巨，令人瞠目结舌：

辛丑，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

可想而知，每一次北征，均需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征调民夫，则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便缺失，农时则失，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中国，这无疑是影响巨大的。倘若耗费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北征真能取得一定的作用，倒也算是成本收益均衡，然而朱棣的北征，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五次作战，唯有第一次，第二次真正与蒙古主力遭遇，并且大破之。但均未能够真正动摇蒙古的根基；另一方面，朱棣主要将打击目标放在鞑靼部上，因而对瓦剌进行扶持以制衡鞑靼，客观上庇护了瓦剌，为其做大创造了条件，这是后话。后三次北征，由于阿鲁台利用自己主场优势，不与明军直接交战，因此都以明军军粮耗尽，无功而返告终。从朱棣的角度，他当然可以说，蒙古“畏惧大明天威，不敢接战”，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从功利的角度而言，后三次北征，显然是得不偿失，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微。

因此，第五次北征途中，朱棣撤去了长城以北的卫所，开始依托长城进行防御。由于北征的同时，朱棣还进行了下西洋，南征安南等烧钱活动，耗尽了大明朝的国库，朱瞻基继位后，只得采取全面收缩的战略，以恢复经济，这便是明朝从战略上走向保守，封闭的开端，大明帝国也因此失去了在周围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加深了边疆危机。

所以，朱棣的北征，显然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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