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溥仪在准备从沈阳坐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军俘虏。苏军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中国末代皇帝,于是将他送到苏联战犯收容所关押。刚到苏联时,溥仪非常担心,害怕苏军处决自己。溥仪的这种担心很快烟消云散,因为苏军把他像贵宾一样对待。溥仪最先来到莫罗科夫卡收容所,该收容所领导专门给溥仪举行一场小型的欢迎宴会。在向溥仪交代收容所政策时,还耐心听溥仪有什么特别要求。溥仪在莫罗科夫卡收容所里有单独的房间,苏军向对待度假疗养者一样,比如每日饭菜按照最高标准,咖啡、面包、酒水等应用尽有。如此优待让溥仪很快把皇帝架子端了起来,他让随行人员每日对他三跪九叩。在苏联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溥仪意识到如果回国可能性命不保,毕竟自己担任过伪满洲国皇帝。据溥仪的随侍李国雄后来回忆:“为了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溥仪一方面虔诚地吃斋念佛,一方面通过占卜求卦来预知自己的命运。溥仪认为不杀生、吃素食可以让佛庇佑自己。到伪满后期,他看出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开始把生活全寄托在佛身上,佛事日勤,吃斋也成了常年的,肉一口不动,鸡蛋照吃。溥仪也叮嘱手下‘不能打死,别犯了杀戒’”。
1946年春夏之交,溥仪以证人身份出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溥仪一连出席8天,在东京引起轰动。溥仪在东京期间最担心见到中国人,可还是见到了。从东京回到苏联后,溥仪越发渴望永久定居苏联。溥仪有一个很实际的想法,先设法在苏联生活下来,然后再从苏联前往英美等国。当年从伪满皇宫出逃时,溥仪带了大量珠宝首饰,这些珍宝足够他后半生的生活了。说干就干,溥仪先是拿珠宝贿赂收容所的苏方领导,可他们决定不了。眼看走收容所领导这条路走不通,溥仪决定直接向斯大林写信,一连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可笑的是,为了能留在苏联,溥仪竟然提出要加入苏联共产党。再次遭到拒绝后,溥仪生气道:“难道一个中国前‘皇帝’,就不能加入苏联共产党吗?”为了向苏联方面示好,溥仪竟然有意识地学习《联共党史》,“(溥仪)这个用心不是为了认真学习,而是听说苏联的将官要来收容所视察。溥仪就把此书摆放在桌子上,并把画有圈点的部分打开,以便让来视察的苏联将官看见他是怎样用心学习苏共党史的。”溥仪的一系列“示好”未能奏效。1950年7月30日,溥仪被遣送回国。当从火车上下来后,溥仪当场双腿一软,因为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溥仪随即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长达10年的改造生涯。 在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里,溥仪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逐渐融入了囚徒的队伍,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也结交了一些在抚顺的中国战犯。虽然遭遇到了体力上的劳累和心理上的压力,但这段经历也让溥仪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他发现,自己过去的尊贵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而是让他沉浸在虚荣和权谋之中。在战犯管理所的集体生活中,溥仪学会了谦逊和感恩,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溥仪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战犯管理所里,他有幸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战友,通过交流和学习,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溥仪开始反思过去自己曾经担任过的伪满洲国皇帝的角色,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在与战友们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对于民主制度和人权的向往,认为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中度过的岁月也让他的心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逐渐放下了昔日皇帝的傲慢,开始真正关心他人,积极帮助身边的战友。这让他在集体生活中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友谊。他学会了与人为善,懂得了在困境中彼此扶持的重要性。这一段时间的历练,使得他的人生观得到了重新塑造,也让他对于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思想逐渐趋向开明。他深知自己曾经在历史的巨轮下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配角,这让他对于未来的中国充满了责任感。他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如何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积极的贡献,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发挥自己的所长。1959年,随着时局的变迁,溥仪获释出狱。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回国后,溥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他在广泛学习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献计献策。
总的来说,溥仪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波折和变化。从一个被俘的末代皇帝,到一个在战犯管理所中接受改造的战犯,再到回到社会后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和反转。这个过程中,溥仪经历了身份的升降,从一个皇帝到一个普通人,从一个被动的俘虏到一个积极的建设者。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变迁中一个鲜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