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1亿人口和百万军队的大明，却被只有20多万人口和几万军队的满清吞没，大象亡于蚂蚁，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现实。

大明的灭亡原因，众说纷纭，有说亡于君王，万历的懈怠、天启的荒唐或是崇祯的多疑，有说亡于阉党，魏忠贤的乱政祸国、残害忠良，有说亡于流寇，李自成、张献忠的大杀四方，然大明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亡于东林党人。

最早认识东林党人，是中学课本《五人墓碑记》中不畏强权的周顺昌，以及后来认识的铁骨铮铮杨涟和左光斗。但，更深一步研读明史，才发现东林党人，特别是后期的东林党人，不仅有周顺昌和杨涟、左光斗，更有一大批自诩清高、不干正事的“愤青”，正是他们导致了明朝的覆亡。

亡不亡国不关我的事，我只管唱高调

关外的满清与大明相比，体量实在是太小，无论土地、人口还是军队，都不是一个数量级别，所以满清一直以来都没有吞并大明的想法，不时侵扰大明边城，与所有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目的一样，只是为了抢夺大明的人口和财富，对领土不感兴趣。

满清真正打算吞并大明，是大量的明朝官员投降满清之后，如洪承畴、祖大寿、范文程等，将大明风雨飘渺的实情，透露给了清廷高层，直到皇太极的最后两年，清廷才开始觊觎大明的领土，才将灭亡明朝作为打清的国策。

大明的军队，不可谓不多、不强，但终究抵不过两线作战，北方与满清，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崇祯时期的大明，其实猛将辈出，军队的战斗力也很牛，但终归经不住满清和流寇的前后夹击。如果让大明的军队，专心对付一个方面，完全可以取得绝对的胜利。

大明有没有机会实现单线作战，各个击破呢？历史给个一次绝佳的机会！

1642年，明清的松锦大战结束，此战虽然明朝惨败，但清军也同样损失惨重。皇太极意识到，彻底打败大明这个庞然大物不太现实，见好就收，保住既得利益，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才是最佳选择。

作为胜利的一方，满清主动向明朝提出议和，而且诚意满满，对明朝派出的访问代表团，满清皇帝皇太极，率领文武官员出城20里迎接，对明朝使臣态度非常热情虔诚。

满清开出的条件也相对友好：明朝和满清以宁远、塔山一线划定边界线，互不侵犯；明朝逃进满清境内的人口，满清负责遣返回明朝；明朝每年向满清提供100万两白银和1万两黄金，换取满清1000斤人参、1000张貂皮；两国会盟，互为兄弟之国。

相对于内外交困的大明，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如果明朝与北方的满清议和，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歼灭流寇，改革弊政，稳定中原，积蓄力量，没有内患的大明朝，是满清无法撼动的存在，大明仍可苟延残喘上百年。

如此可遇不可求的良机，在东林党人眼中，却是丧权辱国，他们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人人高喊“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天朝上国绝不可与满清蛮夷议和，有此提议的人，就是大明帝国的罪人，人尽可诛！

被汹汹舆情裹挟的崇祯皇帝，为表自身清白，将议和的责任，全部推给主导此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以私通敌国之罪，下旨杀了陈新甲，断然拒绝了满清的议和。

清流误国，可见一斑！

亡不亡国不关我的事，我只管斗天斗地

明朝的天启朝，就是魏忠贤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史，从表面上看，东林党人占领道德高地，主张改革时弊，营造清正廉洁的吏治；而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却恰好是东林党人的对立面，专制弄权，残害忠良，贪污腐化。

但事实果真如此呢？宦官集团的一切特权，均自来于皇帝的默许，必须依附于皇权，没有皇权的背后支撑，宦官集团什么也不是。魏忠贤是陪护着天启帝朱由检长大的老奴仆，对皇帝恭恭敬敬、忠心耿耿。阉党的作恶，其实就皇帝的授权或默许，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

以“忠君爱国”为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的东林党人，为何明知阉党是皇帝的爪牙，是皇帝为平衡东林党人的势力，而有意培植的力量，为何还要与其争斗不止呢？阉党贪污腐化，东林党人就干干净净吗？显然也不是，东林党人中贪婪之人也不在少。

再说忠君，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时，最终一直守在崇祯帝身边的，只有少量太监，那些平日里高喊“君父”的东林党人，大都跪拜投降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机，满清入关进入北京后，又有一大批东林党人投降了清廷，文人风骨，在现实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争斗，使得朝廷无休止的内斗和消耗，导致整个大明政权失去治理能力，也无法应对内外敌对势力的强力挑战，大明最终走向覆亡在所难免。

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上，福王朱由崧在高京建立南明政权，东林党人又充分发挥能斗善斗的优良传统，暗中或操控或利用南明三大案：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假童妃案，以社会上的无赖之徒，冒充齐王、太子和皇妃等皇室要人，并以此大做文章，大造舆论，否定朱由崧继位的合法性，动摇弘光帝的执政基础，结果只能是造成内乱、内耗，削弱朝廷的整体实力，又间接搞垮了南明。

亡不亡国不关我的事，我只管团体利益

东林党人的斗争，站在道德和正义的高地上，满嘴的仁义道德，让对手无可辩驳，但真实的目的和意图，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东林党创立于江南无锡，主要成员都是南方人，代表着东南地区的地主势力，反对贵族大地主（皇族贵族）专政，全力打击大贵族、大宦官把持的政权，他们在江南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和无数的财富。他们与皇帝和阉党殊死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自己这个群体，逃避国家对江南富人征收税赋，保障江南的财富掌控在东林党人的手中。

东林党人坚定反对魏忠贤，主因还是魏忠贤为维护风雨飘渺的大明王朝正常运转，主张加大对地主和工商业的税收，而江南正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大多出身江南的东林党人利益受到损害，要取消了工商税收，只能打倒阉党集团。

南明弘光朝廷时，东林党人又与皇帝和马士英等权臣斗得不可开交，也决非是为了国家前途和道德正义，仍然是为集团利益。他们反对拥立福王，只是因为福王朱由松的祖母是明神宗的郑贵妃，神宗与郑贵妃当时打算立他们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图谋废黜太子朱常洛，由于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才保住了朱常洵的太子之位，但也因此与郑贵妃及老福王结下怨恨。

东林党人担心，如果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做了皇帝，会重翻旧案，打击报复东林党人。即使不报复，东林党人也很难在朱由崧组织的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原有的政治地位会受到影响，为了小团体的权势和利益才奋起斗争。

亡不亡国不关我的事，该投降我就投降

东林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其儿子魏学濂，才学过人，16岁时高中进士，崇祯帝对其赏识有加，很年轻就成为了复社的中流砥柱，也是朝廷一颗冉冉升起新星。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魏学濂夜观星象，一改平日大义凛然的气节，立即向李自成投降，还说什么天下已定，再折腾也是徒劳。他不仅第一时间投降，还恬不知耻地巴结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被推荐成为大顺朝的户部司务。

东林党人周钟，与魏学濂是同年进士，位列榜眼，授庶吉士，成为天子近臣。李自成进入京城后，他迅速拜在大顺朝丞相牛金星的门下，自己投靠李自成后，还不断劝诫身边的人，不断为李自成歌功颂德，以表达自己的忠心，写下像《劝进表》、《士见危致命轮》等文章，号召他人改投明主，四处宣扬牛金星对他的知遇之恩，全然不记得崇祯曾今对他的器重。

复社骨干龚鼎孳，崇祯七年的进士，在崇祯朝时，作为言官，大义凛然，经常弹劾权臣，面对权贵，毫不畏惧。但是明朝灭亡后，先后投降了大顺和大清，谁来了他就向谁投降，有奶就是娘，与曾经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自诩忠君忠爱国的东林党魁钱益谦，清兵进城时，他率诸大臣打开城门，跪迎在滂沱大雨中，向清军统帅多铎投降，而他们一直抨击的权臣奸逆马士英，却为南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南明朝廷流尽最后一滴血。

更讽刺的是，当时的史料《恸余杂记》曾记载过钱益谦奴性的一个细节：多铎南下江南，下令剃头。原南明民众对此议论纷纷。有一天，钱谦益忽然说“头皮痒得厉害”，然后出门而去。家人以为他去用篦子篦发。不一会儿，他剪了头发，留着辫子进来了。”时人作诗一首，“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公开的奸臣，怕就怕哪些自诩忠君爱国的“东林党人”们，自己不干正事，也一定不让别人干成事，打着正义道德的幌子，专干谋求私利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