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元年（1234）正月，宋蒙联军攻克蔡州，金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末帝“为乱兵所害，金亡”。

金国灭亡之后，“鞑人已归，中原空虚”，在蒙古大军主力北还，河南故地空虚的情况下，如何对待河南故土及宋蒙关系之事上，朝臣发生激烈争论。

时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外有边帅赵范、全子才等人倡“守河据关”之说，内有宰相郑清之力挺，又得宋理宗全力支持，遂于端平元年至端平二年间发动了收复“三京”之役。

最后的胜败如何呢？

一、出师汴洛

端平元年（1234），出兵汴洛的计划已定，宋理宗随即任命淮东制置使赵葵和淮西安抚使全子才各领淮东、淮西两路大军出兵汴洛。

淮东方面，赵葵率领淮东兵五万人，大约在六月份从淮东出发，一路先后收复泗州、灵璧、宿州，在六月九日收复了南京应天府。

淮西方面，全子才率领淮西兵一万余人，六月十二日从合肥出发，十八日到达寿州，二十一日抵达蒙城县，县中空无所有，只有几十个残伤之民。

二十二日到达旧称“小东京”的城父县，但是县城一派荒芜的景象“县中有未烧者十余家，官舍两三处”。

大军继续出发，二十四日到达亳州，“总领七人出降”，城中还有六百余单州的戍卒，“皆出降”。

随后以这些兵士为向导，经过魏真县、城邑县、太康县，但是沿途的州县都是“残毁无居人”。七月二日在离东京开封二十里处下寨。初五日，整兵进入开封。

开封城内的李伯渊之前就与国用安、范用吉有约定，见到全子才大军到来，于是杀死蒙古人所立的大王崔立，率领六七百士兵和百姓出城来迎接。

全子才等人进入开封才发现，昔日繁华的开封到此时已经破败不堪“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

七月二十日，赵葵所领的淮东军也到达开封，与淮西的全子才汇合。全子才从初五进入开封，到此时已达十五日之久，因此赵葵一来到开封就责问全子才贻误战机：“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半月，不急趣洛阳、潼关何待邪？”全子才以粮饷未集对。

赵葵更加督促全子才出兵，于是派遣了前后两批士兵进军洛阳。

第一梯队包括范用吉率领的新招募义士三千人，樊辛率领的武安军四千人，李先率领的雄关军二千人，胡显率领的雄关军四千人，共一万三千人，以淮西帅及徐敏子为监军，先行赶赴洛阳。又派遣杨义率领庐州强勇等军一万五千人作为第二梯队，随后出发。

至此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全子才到达开封后会坐等半月而不发兵洛阳？

李鸣复在奏章中有“子才与葵争，欲得开封为之，故违命不行”等语，据此杨倩苗先生认为全子才所说的粮饷未集的理由不成立，大军驻扎在开封也要消耗粮食，而全子才欲争知开封府、东京留守才是他迟迟不肯进兵的原因。

开封曾是北宋首都，因此知开封府、东京留守的地位无疑要比知应天府、南京留守或者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的地位要高。

由这一则史料的确可以找到全子才驻留开封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粮食问题同样也是全子才驻留开封的重要原因。大军驻扎在开封的确也要消耗粮食，但根据相关记载来分析，我认为粮食问题最主要的不是大军缺粮，而是一旦出兵洛阳，从开封到洛阳沿途的粮食运输成为问题。

蒙古得知南宋出兵汴洛的消息后，并非无动于衷，而是立即采取了决开黄河堤坝，使河水泛滥，延缓南宋行军的策略。

据周密《齐东野语》卷5《端平入洛》记载，蒙古决开了黄河旧有的寸金堤，以致于“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这既延缓了南宋大军的行军速度，更给粮食运输增添了难度。

而全子才驻扎开封“以俟粮夫之集”则是在等待运粮役夫的集结。

而淮西运粮官陈庆勉也说：“未几，敌决潼关水，踵三家灌智瑶军故智，事有大谬不然者矣。”而作为运粮官的陈庆勉，只得“匹马南还”。

由此可见，与赵葵争当知开封府、东京留守以及因运粮困难而等待粮夫集结这两方面原因致使全子才迟迟滞留开封，直到赵葵督师而至。

二、艰难进军

赵葵经过一番催促，分别给徐敏子、杨义大军各五天的粮食，徐敏子害怕粮食不够，又将五日粮食分作七日使用，于七月二十一日出发，到达中牟县的时候，又派戴应龙去开封催粮，并且聚集将领商议进兵洛阳的方略，打算派遣勇士先行赶往洛阳，但是胡显的意见不一致。

因此徐敏子令胡显率领其所部兵马的一半扼守河阴，自己统帅大军继续前往洛阳。

二十六日，徐敏子又派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率领二百士兵作为先头部队，秘密前往洛阳，入夜时分，张迪率军翻越城墙进入城中，但城中一片寂然，到了晚上才有三百多户百姓来降。

二十八日，大军进入洛阳城。同日，杨义所部到达洛阳以东三十里的龙门北，正当杨义所部士兵散坐吃饭之时，却遭遇到蒙古伏兵的突袭。

原来蒙古已经得知南宋出兵，蒙古元帅塔察儿一方面在洛阳实行空城诱敌之策，另一方面派刘亨安率军埋伏在龙门北的丛林中。

此战，蒙古军刘亨安“撝戈突阵，众乘之，宋师大溃”，而宋军杨义所部毫无防备，宋军大败，还有很多士兵淹死在洛水之中，杨义“仅以身免”。傍晚，杨义所部兵败的消息传到洛阳城中，城中的军队“闻而夺气”。八月一日，蒙古军已经到达洛阳城下，而城中又缺粮，徐敏子只好命杀马而食，在此危急的情况下，徐敏子召集部将商议对策，众将都认为应当回师。

于是徐敏子派一支部队去劫蒙古军的东西二寨，自己亲领大军渡过洛水列阵而战，阵势坚固没有被蒙古军突破。

八月二日黎明，蒙古派团牌兵出战，宋军分成三股与之作战，杀了四百余人，夺取了三百多面团牌，打到正午也难分难解。

至此，宋军已经缺粮四天，这时范用吉所部的归顺人楚建议“由均、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耳。”

于是徐敏子只好听从这一建议，率领部队突围。而蒙古军紧追不放，宋军死伤众多，樊显、张迪都战死，徐敏子右腿中箭，所乘战马死亡，于是从小路步行，一路上聚集了三百残兵，靠吃两日桑叶，七日梨蕨抵达浮光，方才生还。

徐敏子之前派去开封催粮的戴应龙在半路遇见洛阳的溃兵，方才知道洛阳兵败，于是赶紧返回开封向赵葵、全子才汇报。

戴应龙至此还未押运粮食到达开封，由此也可见粮食运输的困难。听闻洛阳之师倾覆，赵葵和全子才本想亲自领兵前往洛阳相救，但帅参刘子澄以为无益，于是下令撤退。

至此还有一个疑问，宋军一路行来为何沿路荒芜人烟？就连昔年繁华的开封也是“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

按照宋人的说法是中原长期交兵导致的。邱树森、王颋二先生在《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一文的第一部分“蒙古国时期的户口”中列举了众多蒙古军杀戮人口的史料，其所引同恕《矩庵集》卷六《歌伯祥墓志铭》记载了蒙古军攻下洛阳后“无老幼悉命诛之”的屠城之举。

得出“蒙古军队进兵北中国的过程中，杀戮人口的现象极其严重”“兵祸引起疾病和饥馑的蔓延，使劫后余生的居民大批死亡”的结论。

根据旧制，蒙古军队在攻城时，如果守城方反击，蒙古攻克城池后“必杀之”即证明了蒙古军屠城的传统。

但是就开封而言，窝阔台听取了耶律楚材的劝谏，“诏罪止完颜氏，馀皆勿问”，使得当时避兵居汴的一百四十七万人得以全活。

那么在宋军到来时，开封的居民都去哪了？据《元史·宋子贞传》记载，“汴梁既下，饥民北徙，饿殍盈道”，《元史·王约传》载：“（王约）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说明了开封的居民迁徙去了北方，并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因饥荒而死于路上。

《元史·张荣传》载：“河南民北徙至济南，荣下令民间分屋与地居之”，据此可知有部分河南百姓北徙到了济南。

又据《元史·按竺迩传》记载，原州降民出逃，部将认为这是谋反，劝按竺迩杀之，按竺迩说“此辈惧吾驱之北徙耳。”

可见蒙古除了实行屠杀政策之外，还常将占领区的居民“北徙”，这种“北徙”很大程度上是强制性的。这是宋军沿途所见荒芜人烟的又一原因。

尽管入洛之师遭遇溃败，但我们并不能仅以成败来评价“端平入洛”的军事行动，也不应对赵葵过于苛责，赵葵的爱国之情与南宋企图恢复故土的正当性也应给予肯定。

恰如宋人周密所说“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非至公之论也。”

赵葵、全子才的入洛行动失败后，赵范上表弹劾二人，于是宋理宗“诏（赵葵）与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移司泗州”。

当时南宋仍然占据着“端平入洛”初期所占据的徐州、邳州、宿州、海州、涟水、应天府等地区。

赵葵移司泗州后，积极措置这些地区的治理和守备工作，史称“河南、山东新复州县各已委官任则守备，经理营田，措置防捍”。为了应对蒙古的追击和报复，赵葵一方面委任部将刘虎知应天府，另一方面又派军队与国用安汇合，共同守卫徐、邳等地。

三、总结

纵观“端平入洛”之役的整个进程，赵葵的表现可以用“长于战略，短于战术”八个字来概括。

尽管赵葵在战役先期表现出了深远的战略眼光，但在实际作战中却冒进，以致入洛之师溃败。

尽管入洛之师溃败，但赵葵并未仓皇逃跑，反而审时度势，将制置司治所从扬州迁到边境的泗州，率领宋军主力与降人国用安等在应天府、徐、邳等地相继与蒙古军作战，仍不失统帅之责。

赵葵在淮河南北的顽强抵抗，使得蒙古军无法进入南宋腹地，这也是蒙古军撤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