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政府职能，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再分配的活动及其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作为一国大计，体现着国家财权的分配能力，这与国家行政能力成正比，这种财政权力的分配也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在宋代，地方财政如何？

收入

宋代财政收入的一大特点为中央对制税权的控制和以此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剥削，这导致在全国财政赤字的大背景下，县级财政的自我平衡能力捉襟见肘。时人论：“为令丞者日坐汤火涂炭，而每不聊生。”财政之难，可想而知。宋代县级财政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在中央超负荷的剥削中满足自身的财政需要达到自我平衡。为此，县级政府不得不在现成条法之外另辟蹊径，以求达到自我平衡。

应该说，只要是封建国家，调节收支平衡这一财政职责绝不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一职能的首要前提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在人治和法治并存的封建社会，我们不可能要求执政者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性质，也不能以某一人或者某一群体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将国计民生和经济规律有机结合的境界，这就会产生县级财政在法律框架外的自我调整，而这种调整最终自成一种“潜规则”，成为默认的财赋征集方式。宋代官员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在农业税征收上的剥削，要显得赤裸裸得多。总体来看，宋代的县级财政收入除农业两税外大多为非正常收入。

宋代县级财政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保证上级财政任务的按时按量征缴，这是它作为一个财政基层单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是体现其财政职能的一个方面，是于州军财政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地方州军给予县级财政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名目很多，数额庞大，而且并不能根据县级财政的实际负担能力来及时调整税收，除了当时信息环境的滞待之外，整个财政系统的败坏使得上级很难将财政任务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少。

县级财政的收入，是由向州军上缴的财物中直接截留下来一部分，成为保持本县财政平衡的基础，多以截留方式划入本县的财政范围“淳祐六年，制帅集撰颜公颐仲，申省蠲除，仍截拨版帐钱四千余贯充县官俸料钱。”

县在行使管理职能之时，一些税收项目按规定是将属于本县的财政的支配范围，有渡口者可按界征收渡钱；有县属房屋可出租收赁钱；属于本县征收的免役钱，县吏可根据需要依法支出。

还有就是加耗、斛面、折变。加耗古已有之，宋代时已经从一种法外收入逐渐成为了一种默认的规定税收，斛面，是继加耗后又一重要的收入，斛面的征收往往和加耗合并在一起征收，并且在南宋时期尤为显著。

折变，在宋代是很有特色的一项税收，是实物税转变成货币形式的一种手法，斛面和加耗只能存在于征收农业税上，而折变却显得机动灵活，万物皆可折变，只要是朝廷需要的，没有什么是不能折变的。而折变的折算也没有固定的换算方式，随机性强。随着宋代财政危机的逐年恶化，折变成了相当重要的征税手段。

折变，在掌权者的规定下不需要价值规律来控制，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规律的产物，一物折它物，它物再折钱，总之是能把便宜的东西折成昂贵的东西，再换成钱或者物，以小折大，加倍折算，滚成雪球，以至民不聊生。

困窘的原因

宋代财政的整体状况一直乏善可陈，在这种大环境中挣扎的县级财政，其多表现为困窘的情况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状况。所谓县计不足，一方面是因为县计的收入相对少，其一方面是因为收入中的两税来自于农业产值的偏多，而农业却是产出周期固定、抗风险能力小的一种产业。

这根本满足不了国家在非常时期对可支配收入的调拨，况且，创收手段已经是层出不穷了，一再施压于劳动者的头上，变成一种威胁其生存状态的剥削而不是一种良好的生产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在财政系统中，县级属于最基层的财政管理单位，一切财政任务的操作终端就在于县，从根源就开始乏力的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财政状况的艰难。

操作终端往往是制动权力最少的部分，因此，掌握在县级政府手中的财权对于财政收入的控制也只在于向中央缴纳定额的税收数量，而剩下的任务就是满足各项日益增长的开支，如果县级政府本身的财政自我平衡难以全计，县令财政任务的完成就会显得尤为艰难。

上级政府无节制支取，县级财政的收入能留给自用的本就少得可怜，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州军级行政单位对县级财政供应的截留，这不是某个州军级单位临时调拨的特殊事例，而是存在于宋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其财政困难的主要表现就是各项支出的钱物无法满足，即使是铺兵马纲这样重要的事情亦然，缺钱尚可再筹，缺米却无法立即解决眼前的需要，而县级政府的仓库已经是空仓待米了。

这些用于军耗的粮食使得县级政府的仓库吃紧，储粮数量在不断的支出中难以全计，然而“县之岁入无几”在有限的粮食中再行留取部分入仓，筹办之计实为困难。

县计难筹，县级财政之难，主要表现在财政资金的筹措上的困难。县有内外之分，内外之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县计的收入，如果自身尽力于在财政筹措方面用施政，上级在财政拨款时有所统筹安排，应该至少是可以缓解一些压力的，但宋代整个财政系统循环的恶化已经是竭泽而渔，因此县级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越穷越催，越催越穷。

困窘的影响

财计收支平衡是保证政府职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因素，而县计不足，直接导致政府的职能发挥不到位，并很快会伴随财政赤字出现贪污现象，吏治难清。财政拮据直接导致了国家对百姓的剥削日益加重，除本应缴纳的税费之外，县邑为了满足上级要求，增加了诸多杂税新项或直接在原额上增加数量，这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积累性消费大于生产性消费时，更多的百姓在税费压力之下选择逃亡或沦为盗贼，民政每况愈下。连年的战乱之下，国家难以遏制逐年增加的军费，最终导致国家暴敛于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无法进行，农业的产出萎缩，人民难以温饱，迫于战火之害而逃离家园。原本富庶的地区经过战火洗礼后成为赤地千里、民不能捱的境地，战争带来的是屋毁人亡，重建所需的财政支持又无处可寻，兴国安邦只能成为赤字财政之下的政治梦想。

县官的部分俸禄一部分需要本地解决，县官所管颇多，县计难筹，然职位晋升空间和俸禄待遇皆不如意；况很多地区实为难治，地理状况不佳，尤其是广南西路部分地区的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令人犯难。于是，县级政府的令守多出现缺员现象。虽然说国家对当地的官员升迁有优抚政策，可适当减少磨勘年限，在俸禄和资序上都有一定的照顾，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这种状况。

县计是国计之根本，县计不足，战乱频繁导致人民的生活甚为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不是没有认识到民生疾苦，但是救助无方亦无力。县计是国家之根本，本源败坏，就不要奢望国计能够繁荣，更不要奢求上级能够给予财政补助缓解赤贫。

县邑的困窘并不是一县一邑的治理过失，而是整个宋王朝面临的危机处境，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整个王朝丧失了财政融通的能力，积累性消费萎缩，生产性消费短缺，国家对农业的扶植补贴几乎为零，却仍然在农业税的收取上动足了脑筋。县计在这种环境中之煎熬，可想而知。

结语

县级财政在宋代整个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上级所求无度，县计筹措乏力，很难维持自身的平衡。在备受煎熬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正常的运转，县级政府只好通过征收各种杂税的方式私下筹集财赋，并逐渐掌握了一定的制税权和财税调度权。法外征敛现象的出现与当时财权的过分集中关系很大。

另外，朝廷在考核县级官员时过于重视对财政收入情况的考察，这在无形中给县级政府以巨大的压力，导致许多官员视县官为畏途，即使勉强赴任，也无法把县级财政治理好。宋代的县级财政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账簿系统，体现了税收制度的进步。宋代县级财政的困窘主要由于上级政府的无节度支取和县计难酬，其根源就在于在整个财政系统中，县属于最基层的财政管理单位，制动权最少。

财政的困窘导致县级政府职能发挥不到位，并引发贪污现象，吏治难清。县计不足的影响主要有：基层官员俸禄不给、民政难修、官员选任制度有缺陷、吏人贪污腐败，败坏了地方政治。县级财政的困窘局面成为宋代整体的财政状况乏善可陈的缩影，它几乎伴随着赵宋王朝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