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有五大王牌军，但建军最早、军史最长、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当属国民党整编十一师，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第十八军。

1948年的时候，敌十一师的师长是谁？正是黄埔四期毕业的胡琏，此人骁勇善战，素有“不败将军”之称，我军军委主要领导对胡琏的六字评价可谓入骨三分，“狡如狐，猛如虎”。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军开始经略中原。国民党急忙调集敌整编第九师、第十师和第十一师，回援平汉路，集结于河南漯河地区。

当时，在漯河周边活动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杨勇担任，苏振华任政委。

敌强我弱，怎么办？杨勇考虑再三，决定避敌锐气，令吴忠率二十旅伪装纵队主力，吸引敌军主力兵团追击，为主力休整和开辟根据地创造条件。

二十旅是一纵绝对主力，由于二十旅的第六十二团被抽归工委指挥，吴忠手里只有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是号称“王牌”的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及整编第十师。

两个团对两个师，这种仗只有一张打法——在运动中寻找机会。再说，二十旅的主要任务也不是歼灭敌人，而是迷惑、牵制敌人。所以，运动战是二十旅的最佳选择。

但是，二十旅刚刚取得汝南、明港两个战斗胜利，士气非常高涨，旅长吴忠听说这次要和国民党王牌第十一师对阵，顿觉热血沸腾，他非常痛快地对杨勇说道，“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二十旅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纵队主力安全休整。”

用老百姓的话说，当时的二十旅，从上至下都有点“飘”，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重要伏笔。

1948年，敌人进入包信集一带后，对于部队的下步行动方略，旅领导产生了较大分歧，副旅长李觉和政委刘振国的意见是，“继续向西，与敌人拉开距离”，而旅长吴忠的意见则是，“要争取在这一带再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顽武装后再转移。”

究竟是撤还是留？因为这个问题，二十旅三位领导整整讨论了一天一夜。最后，旅长吴忠拍板，“寻找战机，再打一仗，然后转移。”

敌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十师，在包信集一带发现二十旅的踪迹后，立即由漯河南下，气势汹汹地直扑二十旅。

在项城以北率纵队主力休整的杨勇看清了敌人的心思，立即向二十旅发电，“二十旅配属纵队骑兵团，迅速转移。”

当商议转移事宜时，该往哪个方向转移？吴忠等三位旅领导再次发生争执。最终，吴忠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以配属的纵队骑兵团向西行动。吸引敌军主力：自己率旅主力向东移动，向纵队主力靠拢。”

强敌当前，本该避其锋芒，立即撤退，此时的二十旅旅长吴忠却做出了一个仓促的决定，终酿成大错。

1948年1月10日，吴忠率二十旅主力由包信集转移至小回庄。此时，敌整编十一师突然杀到。

上午十时，双方正式交火，一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二十旅五十八团团长即令部队就地展开，立即阻击敌人。在敌将胡琏的指挥下，敌十一师向二十旅阵地发起猛攻。

面对敌王牌军的强势进攻，二十旅并未乱了阵脚，旅长吴忠做出这样的部署，“五十八团、五十九团一左一右，各以三营在一线坚守，另外两个营在二线作预备队，并构筑阵地。”

战至黄昏，敌11师并未占到便宜。胡琏忽然改变进攻态势，转为宽正面进攻，多路向二十旅侧后迂回。除了整编十一师之外，整编十师也投入了进攻。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观战的杨勇看到了二十旅的危险，急令二十旅“迅速摆脱敌人”。

旅长吴忠命令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立即撤出战斗，利用夜色掩护，向西转移。部队开始撤出战斗，两个团各以三营作为后卫，其余2个营交替掩护，逐次后撤。

撤退过程中，由于缺乏严密组织，殿后掩护部队的阵地很快被整编十一师部队突破，五十八团团长急令所有重火器同时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

然而，在突围方向上再次发生问题，担任殿后掩护的五十八团三营在阵地被突破后，没有及时组织反击，而是收拢部队，撤出了战斗。

敌人抓住机会，楔入五十九团的阵地，不断向纵深推进，致使五十九团一营大部英勇牺牲，伤亡达400多人。

在随后召开的二十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宣布了处分决定：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

五十九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团、营干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五十九团一营副教导员李应正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交付军法审判，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