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原则理应是“君命臣行”，这是为了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坚持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臣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君有过则谏，此为臣之道也”又赋予臣谏君以合理性。而臣对君主的政治批评以及君主对这种政治批评采取的抑制态度正是历朝历代君臣冲突的根源。

这样的冲突在进入封建帝制之前显现的并不明显，却在进入帝制之后愈演愈烈，在明代这样的君臣冲突更是频发。其情状之烈，规模之大，构成了显著的时代特色。而这种现象，也与明代鼓励抗争的政治氛围有关。

君臣冲突的思想根源

君臣冲突始于统治者与大臣之间不同思想观念的冲突，即“公天下”与“家天下”之间的冲突。流传甚广的一篇出自儒家学派的文章《大道之行也》中就描绘了孔子对“公天下”、对大同社会的理想模式的向往，而这使得以儒家学派为首的文人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思想的熏陶影响下进而对君主的行为严加约束。

中国历史上关于民本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君民之间的关系的陈述中，以儒家学派的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最引人注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除此之外，还有：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而另一个也较为出名的观点“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则出自荀子。与士大夫的民本观念不同，明朝皇帝虽然也有很多尊天护民的言论，但从他们的政治实践来看，往往表现出皇帝至上，朕即朝廷的原则。

在以人为本还是以君为本的问题上，他们往往会倾向于后者。这与士大夫所持的重民的政治价值观相矛盾，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观念的分歧，导致君臣之间的一系列冲突难以调和。

明朝初年，太祖和成祖以铁腕治国，皇帝在君臣关系上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明朝中期以后，皇权依然强大，但辅政队伍逐渐从功臣群体转向士大夫群体。士气经过百余年的涵养，以及土木堡之变等危机的磨砺，士风趋于张扬，君臣关系格局与明初大相径庭。在君臣不和的情况下，往往会有大批官员进行谏诤，甚至因之去官，构成了明末显著的政治现象。

君臣冲突的表现形式

1.谏诤乃至死谏

谏诤乃是士大夫对礼的追求进而对君主进行约束的一种行为。“礼”在古汉语中通“理”，即道理，准则，原则，等等。

在士大夫们看来，礼理应凌驾于君主的意志之上，君主应该受到义理等思想的约束。而当君主对这种约束产生不自觉地抗拒时，就到了他们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种方式就是谏诤。谏诤的类型大概被分为五种。

“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

有资料记载：明太祖因孟子有民贵君轻的言论，欲将孟子移出孔庙，罢黜其享用千年的亚圣地位，并诏令不得进谏，否则以“大不敬”论。刑部尚书钱唐犯颜力谏，“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太祖虽然大怒，但还是采纳了钱唐的建议，恢复了孟子配享。钱唐“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

又如御史王朴“遇事争之强”“不肯屈”太祖命将其戮死，后又召还，问，“汝其改乎”，王朴言：“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太祖大怒，杀之，《大诰》谓王朴“诽谤罪”。

徽宗在位时间短暂，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颇少。从现有资料来看，建文帝朱允炆天性仁厚，比较能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

成祖践祚之初，即以诛十族的残暴来对待大思想家方孝孺，又以瓜蔓抄的手段来对付建文诸臣，继承了其父的霸道。永乐十九年，新建的三大殿起火，皇帝下诏求直言，礼部主事萧仪认为三大殿受雷击的原因是因为迁都，皇帝震怒，以“谤君之罪”下令处死。

仁宗帝祚短暂，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疏，批评仁宗耽于声色，“帝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肋折者三，曳出，几死”宣宗在位时期礼敬大臣，总体呈现比较祥和的局面，但也有死谏不屈的例子。

而明代末期君臣矛盾持续激化，谏言也难以发挥作用，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君臣之间的信任度继续降低，死谏行为风气趋于弱化，最后走入党同伐异的死胡同。

2.以自劾劝谏

在明朝，皇帝与大臣的政治原则发生冲突的事件比比皆是。君臣发生冲突时，大臣自劾为手段向皇帝施压，以迫使皇帝顺从自己意愿的事件亦是不绝如缕。

从官员自劾的实际情况来看，诸多情况下，明代官员是举自劾之名行劝谏之实。如成化年间，河南地区发生蝗灾，时任河南巡抚的王恕上《蝗灾自劾疏》，借由此来劝谏宪宗通过＂去奢崇俭＂，以使＂财不妄费，民困少舒＂进而消弭蝗灾，这就直接表达了其以自劾为名劝谏宪宗的真实意图。

如王恕这般借自劾之名行劝谏之实的事件并非孤例。正德十五年，王守仁亦曾上《水灾自劾疏》。在此疏中王守仁列举自己四大罪状，但仔细分析，其实亦是借自劾之名劝谏武宗。

除此之外，杨一清的《一为灾异自劾乞恩罢黜以回天意事》、杨廷和的《自劾不职乞赐罢黜以答天谴疏》及贺钦的《自劾疏》皆是假借自劾之名行劝谏之实。

《武宗实录》有记载：“正德初，群小坏政，（李东阳）遂于同官刘健、谢迁条陈十事，指斥贵近，言甚剖切，因自劾求退。”

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李东阳借此次自劾求退向武宗施压的政治目的。

关于向武宗施压这点在其《自劾疏》开篇即可体现，“先帝顾命倦倦以陛下为托”。这里李东阳强调的就是自己是孝宗任命的顾命大臣。换言之，李东阳开篇借孝宗向武宗施压，也因此，李东阳向武宗施压的自劾动机就更加清晰了。

除此之外，杨廷和的《自劾不职乞赐罢归田里疏》、《自劾不职乞赐罢黜以正纲常疏》以及梁储的《乞致仕疏》亦是向皇帝施压为动机而自劾，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君主对谏诤的抗拒

在明代君臣矛盾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们往往反复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并以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压，如乞休、伏阙、谏诤等。相反，皇帝往往以廷杖和罢黜的手段压制大臣们的斗争，君臣冲突激烈。

在明朝初期，皇帝对大臣的处罚还留有余地，廷杖只是偶一行之，且本意也只为树立君威，以儆效尤而已。但中期以后，随着廷杖的常态化，群臣动辄得咎，廷杖逐渐演变为皇帝遏制朝臣言论、发泄个人私欲的惯用手段。

面对血肉模糊、非死即伤的廷杖，大臣们丝毫没有畏惧，他们或者个人独奏，或者联名上书，或者采取连章疏入的方式进谏，如果不能达到目的还会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可以说，明代奏折数量居历代之冠，廷杖“功不可没”。

胡吉勋在《“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一书中考察了参与嘉靖三年（1524年）左顺门哭谏群臣的遭遇，指出世宗此后屡兴大狱，逐步清洗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官员。

明代君臣之争中，士大夫由“礼”向“理”转变，坚持“理”的政治价值观。“以人为本”、“法祖观”、“君德观”这三个概念背后的支撑，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近乎公理化的地位。士大夫在与皇帝讨论“礼”的过程中，追求实现自己崇拜“理”的价值。

他们对日常礼制的重视，对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的关注，甚至不惜“伏阙”相争，皆说明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服膺于“理”的自觉。皇帝的个人意愿虽重，然在被士大夫视为不合于“礼”时，极弱化甚至失去了合理性依据，要受到广泛的质疑。

总结

总体来看，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在君臣冲突中被反复强调，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内容，导引并促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另一方面，明朝内阁大臣在功名利禄上难得两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皇帝和同一个官员互相指责的政治角色困境，这与明朝中枢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宰相制度被明太祖废除，使得君臣之间的矛盾由间接转化为直接，这无疑激化了君臣的矛盾。

但明代晚期士大夫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参考文献：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