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知青插队来晋

知青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者。他们上山下乡，后来又回城，有人幸运还参加高考，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有人视其为苦难，而有人将其变为财富。这一群体中后来许多人从政经商，还出了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作家。

我一个农村长大的七零后，只是从父辈那里听说关于知青的只言片语，感觉如果封闭的农村突然就来了一波城里的知识青年，想想都觉得新奇。

二零一零年左右，我们换了新的工作单位，单位的一位是孙姓领导(后面称孙同志)就是个地道的知青，经常讲起他们在毛家山插队的一些经历。

他十七岁时在天津的某个中学上高二，在学校也是积极分子，学生干部。当时正赶上那个火红的年代，响应国家“裹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

他说当时看了一篇报道介绍过毛家山知青点，所以他们报名去了山西南部的山区的小村毛家山，后来我查资料那大约是1968年到1970年之间。他每每说起时总是很乐观，两眼放光，当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肯定新奇。

有一次他说这个时我问他：当时，父母你支持你们去？他说：哪呀，你想那么个半大孩子，要去那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家人能放下吗？

他们那一伙30人左右，打着红旗，徒步出发，还不忘记绕道北京，登上了长城后，然后向山西南部的毛家山出发了。徒步51天，行程两千余里，进驻毛家山，开始了激情燃烧了岁月。条件的艰苦是预料之中的，住的是窑洞，几眼窑洞前是大院子。这后来成了一个景点“知青大院”。

因为这个大院前后共接收过五批知青，2015年，毛家山被列为“国家旅游扶贫试点村”和“知青红色教育基地”。1976年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高考恢复，部分知青开始返程。

孙同志说，他当时还算是高中学生，学业还算扎实，如果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他还能考个好学校，因为参加高老的都是他们这些个离校多年的，相对来说，基础在差些。但是当时他是那个知青大队的负责人，大队领导基于当时状况，应该说还需要他再管理一段，就动员他下一年再参加，可能当时的人就是考虑集体多些，考虑个人少吧，他就爽快地答应了。

1978年孙同志参加了高考，被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可谓是珍稀品种，毕业后当然是首选回自己的出生地天津了，永远地要离开这个名气不小，实则贫穷落后，交通不便的毛家山了，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了。

二、求学成家干事在晋

可但是，但可是，事情的发展不是谁能预先设定的。据孙同志讲，大一还大二期间，毛家山的知青还是当地大队的干部（这是我现在忘记具体是谁，他是断然不会忘记的）到学校看他，说是给他介绍对象，他当时也说了不用了。可是那个人还是说出了准备给他介绍的那个人的名字。他犹豫了。

介绍的那个人，就是接他们知青的大队干部的女儿。当然他没说为什么犹豫，也许是觉得那个大队干部对他（或是他们特别好），抑或是他就对那个大队干部的女儿特别有好感？这个他没听清，我更不能问，我们之间年龄差距大着呢。

当然，和毛家山的姑娘确定了恋爱关系，就意味着大学毕业后可能还要回到晋南，当然不一定非得还是毛家山了。孙同志在知青大队时也展现出一些管理的潜质，好像当地政府也有意愿让他毕业后再回去。

1982年大学毕业的孙同志又回到了晋南的平城县成了一名基层干部，结婚成家。值得一提是：他28岁担任曹川公社书记（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乡），据说干得非常不错。这不是他说的，这是有旁证的，旁证有二：我看到过毛家山知青写回忆文章提到，他如何带领当地百姓修路，有一次脚受伤了去了工地现场，竟骑着一头毛驴去到修路工地上指挥。旁证二，我有一次在夜市上和一个卖烧烤的女的聊天，她说是自己是曹川的。我顺便问一下，你们原来有个书记姓孙，她先说了一个人名，我说不是，她突然眼睛一亮是不是孙某某，那个小孙书记，在我们那特别有名！我想百姓的话的应该不虚。我还听说他当时在公社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事要多干点，干成一件是一件；钱要少花点，省下一分是一分。这至少是他追求的干部的作风吧。

又几年，他升任平城县副县长，在当时的晋南也算是最年轻的县团级干部，一上任就是接手了一个因资金紧张停工的火电厂（因为当地有煤，但缺电），且兼任了这个电厂指挥部的总指挥。他积极地找资金，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建成投产了那个小火电厂。这件事也有旁证，后来在另一个电厂遇见一位从平城电厂调过了一个检修主任，我和他聊过孙同志，他也赞同一个说法：要不是孙同志，可能那个电厂就建不成。

看似顺风顺水，然而官场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孙同志没说具体的事，只是说，他当时不想在政府部门再干下去了。这中间还放弃了要到晋南某市任市团委书记的机会，并且有一次向组织表达了，有机会的话愿意到企业工作的愿望。机会来了，也许不能说是机会，但肯定是转折。晋南某市的一个市属国有企业需要一个一把手，征求他的意见，年轻有为，在政府也干到副县长的孙同志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这一年是1995年。

三、事业遇坎坷疗伤回津

1995年的《支部建设》上还宣传了这件事，说孙同志自愿弃职副县长到一个亏损的国企就职。

这个企业大致与珠宝有点关系，企业一度资金紧张，应当是用企业的一些资产（应该是珠宝一类）到银行抵押贷款，不知中间出了什么差池，还是有个构陷，银行放贷后，竟然又说抵押物是假的，这下麻烦了。企业被银行起诉，作为法人的孙同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于是孙同志成了有案底的人了，惹上了官司，工作干不成了，但是也可能由于证据不实，但也没有获实刑，似乎那个事情就悬那儿了，好象就没人再管了。

这边没了工作，孙同志举家回到天津（算是以这种方式返城了），在天津，一边自己做点生意养家，一边申诉等待结果。

大约是七八年之后，那件事情有了个说法，具体不清楚怎么处理的，但好像孙同志本人的问题不大。

既然如此，组织部门还要考虑孙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经过这次变故，原企业也不知道是改制了还是不在了，孙同志被安排到运西公司，孙同志还是按他的副县级安排的——公司副总。

这个公司就是我2010年入职的那个单位。受了几年的委屈，如今总算是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好在孙同志倒是没有消沉，依然是很乐观，然而这不得不说是人生中的一次意外。

四、二次来晋工作染病

这是他又一次“下乡”，又一次从天津来到山西南部。

这一年应该是2009年左右。

那个时候，运西的情况也不乐观，大则大矣，只余下个空架子，主体的业务都被划出谋求发展，按企业界的说法运西也就是个“存续部分”。对于一个不被组织信任十年之久，如今又被安排了工作的孙同志来说，工作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出差调查，找资金，倒是忙个不停，然而，做企业是要有好的大环境的，是要靠资源的，要靠一个完整的生态产业链条的，可巧的是，这些运西都没有。

在忙碌和琐碎中，不知不觉到了2012年。

在一次技改项目改造完成的启动仪式上我们见了面，中午参加仪式的在一起吃饭，以示庆贺吧。他当时主管是那个项目实施单位，是为了尽地主之谊，到每个桌上敬酒，准确地说是“以茶代酒”。平时他是能喝点的，说是那几天有点感冒，身体舒服。我说：他脸色怎么发黄，边上一位老同事开玩笑说：防冷涂的蜡。——这是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中的对白，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能有这种幽默。

那个仪式后，他就去医院查病了，一会说是这病，一会说是那病。后来去了天津，最终是结论是胰腺癌，消息传到单位，真是惊天响雷，但那是真的。

这一年，他五十五岁。紧接着就是两次手术，中间还有不少同事探望，据说精神状态还挺好的。

五、魂归故里

一个月左右，得到的竟然是他的死讯！

七天后，是他在天津的葬礼，单位不少同事都参加了。

死一个人，对每个家庭都是天大的事，特别是对于他这种情况，家人和亲友们的悲痛是难以言表的，然而对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就是个劳动对象，流水线的一个加工的工件而已。这边的人还在告别痛哭，工作人员已在催促下一位了，电子显示屏上永远打着“沉痛悼念某某某同志”，换掉的只是那个死者的姓名。

葬礼上，好多以前的同事掉了泪，那个场面确实是让人悲痛，特别是好多他们以前的知青朋友，含泪在他遗体前三鞠躬的场面，让人们很是伤感。

六、结语

孙同志生于津、葬于津、疗伤于津；插队于晋、求学于晋、成家干事于晋———这就是一位知青的坎坷一生和两地情缘。

就是那个特殊的时代，让这个天津的小伙和山西南部产生了这样的情愫。

就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知青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群体，他们之前没有，再往后，可能也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