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界历来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把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归咎于清朝入关，归咎于清代统治中国260多年，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发祥于满洲的“后进民族”的统治，使得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

其实，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至少对于评价清初的历史有失公允。如果我们抛开民族的、历史的、习惯的偏见，认真地考察一下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就不难发现：初入关的清朝贵族是一个生气勃勃、奋发有为的统治集团，特别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康熙，是历代统治者中最注重科学、最提倡科学，并且自己也最懂科学的人。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与贡献，与中国历史上诸多帝王相比，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耐人寻味的是，康熙这位不折不扣的“科学达人”，却无法无法遏止满清统治的腐朽与没落。

帝王界的“科学达人”

1668年，尚未正式亲政、年仅14岁的康熙发动了一场中历历法之间的“比赛”，开始引入西方的历法，其结果不仅是让中国的天文学开启了新时代，而且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崇尚，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对中国的科学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康熙还亲自研究天文历法20多年。

在数学方面，康熙曾先后向南怀仁（比利时）、张诚（法国）、白晋（法国）、安多（法国）、徐日升（葡萄牙）等西方人学习几何、天文等方面的知识，并培养和团结了一批中国数学家，编撰了大型数学丛书《数量精蕴》，为国人开辟了一条数学教育的捷径。

在农业方面，康熙对于“御稻种”的发现、培育和推广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足以列入农学家的行列而当之无愧。他还在塞外大力推广农业，下令大面积开垦处女地。他甚至还亲自向农民请教，把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告诉臣下，让他们加以宣传推广。

此外，康熙还亲自指导捕蝗与研究气象，包括在北京设立若干气象站，命令各省逐日逐月作气象记录，并缮写清楚按时向他报告。如今，由康熙朝开始积累的浩瀚的气象资料，已成为我国气象史研究的一座宝库。

康熙还特别注重地理调查研究。比如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之余，他每到一处，都亲自调查当地的地貌、地质、水利、农来、生物等方面的情况，并把这些材料记录下来。他还在康熙47年以后，下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图测绘工作，其规模和科学性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形成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精确的地图，成为以后许多地图的蓝本。

除了研究中医学并有一定的造诣之外，康熙还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当时治疗疟疾的良药金鸡纳霜，就是在康熙的亲自过问下在中国加以推广的。为了深入研究医学，康熙还让人翻译西方的人体解剖学，并将法国人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一书译成满文。

除了在天文、数学、农业、地理、医学等领域开展广泛的科学活动之外，康熙还曾涉及园艺学、植物学的研究上有所涉猎，亲自指导过造型葫芦器的种植、推广，还曾下令编纂过《广群芳谱》，为今人研究古代生物、地理、气候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

明智、勇敢与坚毅的科学精神

总而之言，满朝政权对中国的统治，并不都是一片黑暗。康熙对西方科学从未实行闭关主义，甚至在“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守旧喧嚣声中，他也毫不犹豫地摈弃了民族的偏见，作出了“要科学、不要落后；要进步、不要抱残守缺”的抉择。在当时，这是非常明智和勇敢的抉择。

康熙在自然科学上是由一个外行，经过多年发奋刻苦而变为“科学达人”的。他在自然科学上的造诣，在许多领域中的成就，使他在历代统治者的行列中犹如鹤立鸡群。

更为难得的是，他的这些造诣和成就，是在日理万机的余暇中日积月累的，甚至在戎马倥偬的紧张生活里，他也从未间断学习和调查研究。比如康熙亲征葛尔丹的胜利，因素固然很多，但科学知识无疑是大大地帮助了他。

像康熙这样“几暇格物”、以坚毅品格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统治者，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不仅是少有，而且也是仅见。

令人惋惜的历史结局

然而，历史往往是以令人惋惜而终其结局的。康熙像以往许多伟大人物一样，他也是伟大和渺小、开明和专制、科学和落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集于一身，并且终于不能超越历史和阶级为他架设的重重障碍。

他一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面又严禁中外经济往来，一面提倡农业生产，另一面又限制和摧残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因而，清初入关的那个生气勃勃、奋发图强的后进民族的统治核心，也伴随其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日益腐朽、没落。整个中国社会，也随着这个统治民族的衰败而沉沦下去，到十九世纪中叶，终于在殖民主义的炮舰面前变成了泥足巨人。

康熙以宏大的气魄敞开大门，欢迎西方科学，他本人又是那样热情不倦地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提倡，然而他们的成就却如荒草丛生的古园中昙花一现，如漫漫长夜中的一次巨大闪光，不久就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

当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正从宗教蒙昧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中国却变成了一个墨守成规、顽固不化的垂死的老头儿。中外的双重因素，使清初敞开的大门轰然而闭，整个知识界不是笼罩在死气沉沉的理学说教中，就是笼罩在文字狱的恐怖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是，这种不幸的结局，并不是这个后进民族统治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和中国科学之不能大步地发展有其复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

首先，清代的统治方法，是中国历代统治方法的延续，是集历代统治方法之大成。康熙无论怎样研究科学和提倡科学，他却不曾想到（当然也不能做到）改变封建社会取人的方法。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探索。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康熙本人怎样研究和提倡科学，也不过是万里波涛中的一声蚊鸣，毫无反响。可见，考试制度、取士制度不加改革，科学技术不可能发展起来，科学技术的人才也不可能大量培养出来。

其次，康熙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一面提倡科学，一面却以更大的精力宣传宋明理学，并且主要还是叫人们固守唯心主义的理学。

他亲自主编《性理精义》，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把宋明理学抬高到法律的地位。而自然科学在清代并无崇高的政治地位，即使有少数科学家出现，也不过是社会的一种点缀而已。

科学与官方的理学是两种很难共存的对立思想体系。一个的发展是以思想解放为其前提，另一个的存在则是以禁锢人们的自由思想为其宗旨。残酷的现实把科学从大雅之堂中驱逐出去，这就迫使封建时代的科学不得不去和宗教相结合，去和江湖骗术相结合。

此外，康熙死后，在其子雍正、其孙乾隆在位的近80年中，朝廷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达到了高潮，文字狱遍及全国，因此而死和受株连的人达数万之多。残酷的镇压，络绎不绝的冤狱，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使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这种气氛不但使人在政治上不敢自由表白自己的意见，即在学术领域也不能不大受影响。

除了内部的原因之外，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教会的对华政策，也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因之对西方开放的大门逐渐关闭。所以，康熙56年又重新公布了48年前的限制天主教的禁令。

由于这些原因，康熙初年杨光先那种“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抱残守缺思想又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对于自然科学，雍正、乾隆既无兴趣，亦无天赋。他们对西方的发展毫无所知，却夜郎自大，以“天朝”自居。即使乾隆那样的英主，也居然在给英王的救书中说什么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的话。

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视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把“翻夷书，刺夷情”说成是“坐以通番”，就成了社会流行的公论。因此，在西方科学技术面前，中国“但肯受害，不肯受益”，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康熙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康熙这位“科学达人”的科学活动证明，初入关的满洲贵族是一个生气勃勃、比较开明的统治集团。这个民族的统治者的思想后来之所以日趋腐朽、闭关，并不完全是其自身的因素所致，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的、社会的乃至国际的因素。

近代中国的落后与贫困，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的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几百年的漫长历史，满清只统治了二百几十年。以往长期裹足、发展迟缓的原因，在清代依然继续起着作用，这个因素比起清朝的统治可能更带根本性质。因此，康熙这位帝王界的“科学达人”，无法遏止满清统治的腐朽与没落。

由此可见，康熙是一个具有双重时代烙印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人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欧洲近代文明的曙光；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笼罩在他背后的中国中世纪历史悠久、深不可测的阴影。归根到底，没有近代的经济发展，也就不会有近代的科学文化，不会有脱胎换骨的崭新的历史人物。

因此，康熙在位61年的结果，不是他改造了中国社会，而是中国社会改造了他。这，就是康熙的悲剧，也是有清一代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