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时期的“三藩”，俨然如同“无底洞”一般，成为了大清王朝巨大的财政负担。

在清朝的历史上，一共出现了四位异姓藩王，即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平西王吴三桂。

这四人中，前三位是在“吴桥兵变”后，投降了皇太极，这个时候还处于后金政权时期，而他们三位在清朝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三桂归顺的时间相对较晚，是在顺治元年（1644年），“山海关大战”的时候在阵前投降了清朝，并且在此之后随同其他三位藩王一同南下，平定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接着又荡平了南明小朝廷，同样功勋卓著。

顺治九年（1652年），随着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战死，全家除了其女孔四贞外，尽皆被李定国屠戮，定南王世袭被取消。

至此，清朝初年“三藩”镇守的格局正式形成。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兼领贵州，主要对付的是南明永历政权以及李定国的残部；

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主要对付张献忠的余部；

靖南王耿仲明，在其去世后由其子耿继茂继任，之后便是耿精忠袭承靖南王，耿家先是镇守四川对付张献忠的残部，后驻防福建防备盘踞在金夏，后又占领台湾的郑氏集团。

“三藩”是有大功于清朝，并且早在皇太极以及顺治时期开始，就通过歃血为盟的方式，对藩王们立下“永不相负”的承诺，朝廷对于藩王也给予了巨大的优待与封赏。

然而，伴随着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带兵攻入缅甸，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朱由榔，并将其绞死在云南昆明，明朝皇室血脉就此断绝，而清朝也基本完成了中国大陆地区的统一。

与此同时，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也非常清醒的认识到，此时的国家已经从战时状态转向了经济发展的状态，于是宣布“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对全国的军事行动进行节制。

“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

即便是如此，“三藩”的存在依然让清朝朝廷背上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75万两白银，但是仅吴三桂一镇的支出就高达900万两，因而朝中便有人感慨：

“竭尽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省之需求。”

康熙皇帝登基后，一方面得益于全国局势的稳定，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便是全国战事的减少，使得财政的赤字亏空情况稍有好转，但是仍要面临着“天下之赋，三藩耗其二”的困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四大臣辅政时期，还是后来的鳌拜专政时期，以及康熙皇帝亲政时期，朝廷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希望减少“三藩”的开支，这其中包括了派驻地方官员，加强中央集权管理，以及裁剪军队，节约朝廷开支。

然而，面对朝廷的政策，三位藩王特别是吴三桂可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仅借口战事未平拒不裁军，更是通过各种手段把持地方官场势力，使得“三藩”控制的地区，不仅成为朝廷财政的“黑洞”，更是营造了一片中央集权的“真空地带”，俨然是“国中之国”般的存在。

所以，此时的康熙皇帝与“三藩”，也就是朝廷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已然是愈发的不可调和，康熙皇帝也就此产生了“裁撤三藩”的想法。

裁撤三藩，康熙皇帝初衷是好的，但是方法却是错误的。

1673年（康熙十二年），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接受了手下谋士的建议，决定急流勇退，自请撤藩，本人回辽东养老，由其子尚之信袭承其平南王的爵位，继续世守广东。

尚可喜的撤藩请求无疑让康熙皇帝找到了“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的感觉，立马予以了同意。在这之后，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先后上疏自请撤藩，等待康熙皇帝的回复。只不过，尚可喜自请撤藩是真心的，而吴三桂和耿精忠显然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这个时候摆在康熙皇帝面前的，其实有很多种选择。

首先，他可以将“三藩”撤藩的请求驳回，继续遵循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与“三藩”的约定，继续保持现状，但是以清朝当时的国力，确实难以为继。

其次，他可以暂时不进行裁撤，等到吴三桂、尚可喜这两位有能力、有实力、有威望的“老人”去世了，再行撤藩之事，这样一来压力和阻力都会小很多，“三藩”的威胁性也会小很多。

再次，学习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与“三藩”谈好条件，用荣华富贵和子孙后代的安稳，换取朝廷的稳定局面。

最后，那就是区别对待了，分期撤藩，这样减少了朝廷所面临着的危险与压力，同时也更容易在“三藩”之间制造隔阂，使之相互记恨，进而成为牵制力量。

而这几种方式，也是当时的朝中大臣力谏的对待“三藩”的态度与手段，只不过康熙皇帝却都没有同意，他选择的是一次性将“三藩”全部裁撤，一劳永逸的解决三藩问题，而康熙皇帝的做法仅仅得到了明珠、米思翰、莫洛等少数官员的赞同。

可即便面对朝中大部分官员的极力反对，康熙依旧固执己见，甚至说：

“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

可以说康熙是下定了决心要同时裁撤三藩，并且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是从此前朝臣们的建议来看，其实当时的康熙确实有更为有效、更为温和，甚至代价更小的方案解决“三藩”问题，只不过康熙皇帝选择了最为激烈且暴力的方案，最终导致持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使得整个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康熙确实要为“三藩之乱”的爆发承担主要的责任。

归根结底，之所以如此，还是此时康熙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所致。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年仅八岁的康熙皇帝即位。在此后的八年时间里，朝政一直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特别是此后经历了鳌拜专政时期，这一阶段的康熙尚处于学习阶段，并没有过多的参与施政。直到康熙康熙八年（1669年），以“智擒鳌拜”、清算鳌拜集团为标志，康熙这才真正掌握全国政权，这一年，康熙不到十六岁。

而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此时的康熙也仅仅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掌握政权也不多短短的四年时间，并且康熙皇帝本人是完全没有见过三位藩王，特别是吴三桂和尚可喜这两位“老人”，于是更加忽视了其本人的实力。再加上此前“智擒鳌拜”平添了康熙以巨大信心，于是在“裁撤三藩”的问题上，康熙犯了自以为是和年少轻狂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三藩之乱”的爆发。如果康熙此时能多听一听诸如遏必隆、索额图这些与吴三桂、尚可喜等这些共事多年的朝臣的意见，或许历史也就不会如此走向了。

除此之外，康熙也是太想要解决“三藩”的问题。

康熙亲政之初，就将“三藩、河务、漕运”，写在了宫中的柱子上，时刻警醒自己，他也希望能够尽快成就一番功绩来比肩自己的先祖。而也正是这份操之过急，最终酿成了一场持续八年的叛乱。

特别是在叛乱之初，吴三桂掌握了战场的绝对主动，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加上其他两藩的叛变，台湾郑氏集团的进攻，西北王辅臣的反复无常，甚至连归顺大清数十年的察哈尔蒙古都已经将兵锋直指北京城，康熙处在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而最终，还是康熙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却也是一场惨胜，况且这本身也是一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的叛乱，如果历史再给康熙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说不定康熙真的会改变自己起初的想法和方式，而不是如此用如此强势和激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