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对部队教育训练和院校工作的领导，于1977年9月，成立了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任命宋时轮为主任。宋时轮受命后，不顾年高体弱，跑遍了所有的大军区，深入部队和院校，调查研究，指导帮助工作。

宋时轮在下到院校作调查中，反复宣传中央军委关于院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积极帮助院校党委把教学工作摆到全盘工作的中心位置；亲自到课堂听讲课，到操场看训练，并对教学进行讲评，启发带动各级领导重视和抓紧对教员的培养提高工作，使军委的院校工作方针得到贯彻。宋时轮在下到部队作调查中，反复宣传中央军委关于军事训练必须坚持从实战出发的指导思想；经常深入训练现场，了解情况，发现典型，及时推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下大力纠正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和不科学方法，保证军委军事训练方针得到落实。在调查中，他还坚持“三不”一不看准备好的东西，不看表面上的东西，不听加工过的汇报；和“两结合”—把调查研究和帮助工作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的作法，为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使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很好的效绩。

宋时轮在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工作期间作出的重要贡献和表现出的优良作风，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受到大家的由衷尊敬。

1979年春，我军在广西和云南边境进行了大规模的自卫还击作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战斗行动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当时担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的宋时轮，受中央军委的委托，率领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军事科学院抽调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去总结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教训。

离京前，宋时轮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很严肃地说：“所有参加这次调研总结的人员，都必须先下到作战部队的基层去，不能待在军、师指挥机关，也不能住在团部，一定要下到连队。要与那些在第一线战斗的战士和基层干部同吃、同住、交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作战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再山下而上地逐级了解、核实情况。一定要首先把作战的具体情况搞清楚，再作综合研究，找出经验教训。”讲完了这段话后，他向在座的同志：“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有的同志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便试探性地问：“是否可以先安排听听各级指挥机关的介绍？”他当即回答说：“你不安排也有人给你介绍的。问题是作介绍的人并不一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你要想吃现成饭，不如待在北京看材料！”

按照宋时轮的要求，调查组下去后，深入基层，到第一线，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加工整理，共撰写出师、团、营、连战例176个和一些专题报告。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利的教训。为部队教育训练和未来作战提供了大批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资料。

70年代末，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的宋时轮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了。他虽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精力充沛，不管到哪个军区去调查，总是亲自带队。而且每次下到部队后，他都一反从上到下逐级听汇报的作法，而是一杆子插到底，先到基层，通过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尔后再向各单位领导机关汇报调查结果。

有次到一个军区调查，到了某军部驻地已是下午。有的调查点离军部还有几百里的路程，宋时轮要求各调查组当天就要赶到。结果有的调查组赶到连队时一已是深夜了。宋时轮不仅要求调查组的每个同志要深入基层，亲眼看、亲口问、亲手做，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一方面督促检查各调查小组的工作，另一方面亲自深入基层进行调查。他常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对未来战争研究的渊博知识、独到见解，高瞻远瞩地提出问题，并引导大家进行研究。一次，他到某团战术训练场，看分队战术作业。当他看到一个战士的战术动作不符合实战的要求时，就立即跳入战壕，从战士手中接过武器，一边做动作，一边和干部战士一起研究未来战争可能带来的新问题，要求干部战士在训练中一定要着眼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苦练杀敌本领。当时在场的调查组同志和部队十部战士，都深为这位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满头银发的老首长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它成为一股巨大的无形力量，鞭策着大家扎扎实实地做好自身担负的工作。

宋时轮在1977年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带调查组下部队作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的部队在投弹训练中，有单纯求远的偏向，甚至提出投60米以上给予物资奖励，投70米以上立三等功等。许多部队的战士因此早晨练、中午练、晚上也练，练肿了胳膊，占用了大量的正课训练和业余休息时间，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正常训练和其他课目训练的质量。宋时轮发现这一问题后，指示调查组和军事科学院有关同志对此问题进行科学论证，以指导部队在训练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

在宋时轮的直接指导下，调查组和军事科学院有关人员查阅了手榴弹的构造和技术战术原理，研究了手榴弹从拉火到爆炸的时间，投掷后的飞行速度，及其在空中和地面爆炸的不同杀伤范围和杀伤力；查阅了国内外使用手榴弹战斗的战例，研究了手榴弹在实战中的最佳投掷距离和杀伤威力；研究了人的臂力和投掷技巧以及经过锻炼后可能提高的程度，得出了在实战中投掷手榴弹的最佳距离是30至40米的结论。这样一个距离，手榴弹将会在落地时爆炸，发挥最大的杀伤威力，而且也是一般战士经过战斗消耗后能够投得到的。

宋时轮对调查组和军事科学院有关人员说：你们不要怕担风险(指可能被指责为训练中的保守思想)，一定要按科学原理、从实际出发进行论证，写出论文来，要在什么时候都能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根据宋时轮的指示，调查组和军事科学院有关人员再次反复核实材料，进行研究论证，最后写出了《关于手榴弹投掷问题》的论文草稿，送给他审查修改。1978年10月24日，该文以《从投手榴弹问题看当前部队的教育训练》为题，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是进一步把全军的教育训练指导思想引导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二是引导部队更加注意科学区分各课目的训练时间，对保障训练正常进行和提高训练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74年“八一”前夕，张爱萍在福建治疗被关监狱期间致残的腿，忽然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要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建军47周年纪念活动。张爱萍全家被赶出门，后一直未分配工作，回京后只好住在招待所里。

节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当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来到张爱萍的住处，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别蹲在家里‘修行’了，该‘出山’了。”张爱萍随口问道：“出山干什么？有什么干头？”宋时轮回答：“嗨，到我那儿去吧，院长、政委任你挑。你愿当院长，我就当政委；你愿当政委，我就当院长。”张爱萍还以为在开玩笑，就说：“我这个人又不懂科学，怎么能到军科去当院长、政委呢？”宋时轮立即说：“你扯着胡子过河—牵(谦)什么须(虚)呢？我对你还不了解吗？”临走时，宋时轮诚恳地说：“你再考虑考虑，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等你的回话。”张爱萍说：“算了，深感你的好意和关心。”“算了？”宋时轮一本正经起来：“我告诉你，你要不答应，我就到叶帅那里去要你。”没几天，叶帅还真找张爱萍谈话了，说宋时轮早就向他报告，要你到军科去工作。

后来，张爱萍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工作。不料，次年，张爱萍又一次被剥夺了自由，软禁在三O一医院的病房里。一些好心的老战友劝他：“写个检讨吧，承认一下错误，就没事儿了。”张爱萍想不通，不作检讨。几位比较知心的同志劝他：“利用检讨这个形式，把事情说清楚，也不错嘛！”粟裕知道后，十分关心，并要张爱萍的夫人去找宋时轮商量。宋时轮询问了情况，主动出主意。后来，张爱萍专门写了一篇缅怀宋时轮的文章，记述了这件终身难忘的事情。他说：这件事“对解决我的问题所起的作用且不去说，单就他(宋时轮)的这种精神就够我感激不尽的了。疾风识劲草，危难见真情。愈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愈能展现一个人的风骨；愈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愈能感受到人间的真情。”

1972年，宋时轮恢复工作，后又接替叶剑英元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在任院长期间，他不仅领导军事科学院在研究工作上取得了新的发展，而且帮助一些老同志走上了新的重要岗位。1973年11月28日，宋时轮去看廖汉生。廖汉生整整7年没有工作。见面后，宋时轮关切地问廖汉生今后的打算，建议他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宋时轮说，如果同意的话，他立即向中央军委写报告。廖汉生表示同意。时隔不久，国家中央军委正式发了文件，任命廖汉生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为了安置更多的老干部，在廖汉生之后，朱时轮还百般努力，把其他几位老同志要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其中包括曾和他有过矛盾的同志。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的这些老干部，大多是过渡一下，然后，又被安排到了新的重要岗位任职。宋时轮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要来，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送走、包括廖汉生在内，光政委就先后送走了4位。宋时轮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可是老朋友相聚时，大家都心怀感激地戏称他为“宋(送)政委”，赞扬他敢于与“四人帮”斗争、诚挚关怀同志、不计个人得失恩怨的精神和胸怀。

1980年秋，宋时轮住房的门窗需要维修，可是，院务部指派的一名职工总是迟迟不来干活，后经再二催促才终于来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奇怪，怎么老院长家里要找个人干点事情就这么困难？宋时轮知道后说：“他几次不来，你别怪他，他是有难处啊！特殊时期，他参加对我的批斗，给我挂过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上面还写着打倒‘三反分子’宋时轮。”“这件事他还记着，估计他是怕我难为他，所以才不敢到我家来干活。这事不能全怪他呀！当时就是那么个形势，再说他也是响应号召嘛。”老院长态度真诚，话语亲切，十分感人。

以后，这名职工又多次到宋时轮家来干活，宋时轮总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让老伴给他倒茶、拿水果，并主动给他做思想工作，对他说：“文化大革命”前你就到我家来干过活，我们是老熟人了。“文化大单命”中你上台批斗我，那是形势所迫，不关你个人的事。我听说你在院务部一直干得不错，是个好同志嘛。以后要常来，有什么困难可向组织反映，也可以来找我。

老院长不念旧恶，对院里的普通职工如此体谅关心，使了解此事的同志都十分感动。

宋时轮为官清廉，生活简朴。

他到军事科学院30多年，一直住着一套不足规定标准的旧房，而且年久失修。院务部门几次想给他整修一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没征得他的同意，将他的住房纳入院年度维修计划，并申请到了经费。他知道后仍不让修。他说：我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何必再浪费国家的钱物！你们应多关心大家的住房。

他用的车子，不准家属、孩子坐。他对家属和孩子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你们没有资格乘用。如果要乘车，可以去租车或乘公共汽车，决不能用公家配给我的车子。一次，他的岳母病了要去医院，家属急得团团转，也不敢用他的车。司机同志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偷偷把老人家送到了医院。宋时轮知道后很生气，从此便再没有人敢私自用配给他的车了。

他从不用公款请客。不管是来院谈工作的首长，还是来看望他的战友，他都自己掏腰包招待，而且是在家里请吃饭。即使是陪来院工作的上级领导同志吃饭，他也坚持由自己花钱。由于来的客人较多，尽管炊事员精打细算，他每月的工资仍很紧张。院里要给他报销一部分，他不肯。要买好东西让他在家里待客，他也不干。他说：“谁请客，谁花钱，不能揩公家的油，这是一条规矩，我也不能破坏。”“宁可卖掉狗皮袄，也不应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有一次，他到一个部队检查工作。用餐时，开始说就弄几个菜，哪知后来一上菜就没完没了。他很不高兴，立即问在座的一位领导同志：“这顿饭是你请的吗？”那位领导一听老首长这样问，马上发话，菜不要上了。饭后，他又专门找那个部队的领导谈话，对他们讲：“你们这样做不得了啊！这不是在吃战士们生产的东西吗？我们一走，战士会骂娘的，你们想到了没有？”这话很快传到了其他部队，以后再到别的部队时就没有搞宴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