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在中国革命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里，涌现出了一批批的优秀中华儿女。

他们以昂扬的斗志和满腔的热血，为中华民族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在这些人之中，

王稼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代表人物了

。

1972年，因患病在家休养的王稼祥觉得身体逐渐好转，这位老革命家便认为自己不能再躺下去了。

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为国家做一点贡献，便向周总理申请工作。

当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专门叮嘱周总理：“

王稼祥对我党有功，要抓紧时间为他安排工作。

”

毛主席为何对王稼祥如此看重？王稼祥又为我党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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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营垒中杀出来的战将

王稼祥虽身材瘦弱，但身姿挺拔，还总是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这就是大部分人对他的第一印象。

他来自于安徽泾县的一个中产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望子成龙的王父也致力于让他多读书。

中学时期，王稼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迅速地接受了这些先进理论。从此，王稼祥的思想变得愈发进步。

1925年9月，王稼祥成为了共青团的一员

，开始追随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方向，并开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到了10月，思想有了明显进步的王稼祥被派遣到苏联留学

。

在苏联深造期间，王稼祥学习能力出众，深入研究了马列主义后，他所取得的进步飞速，在留学生中名列前茅。

因此，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便批准了王稼祥的入党申请。

王稼祥不仅有了思想上的进步，还在留学期间收获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例如

王明、博古

等人。

只不过，他们长期在国外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

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离过久

，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左”倾思想。

1930年，结束了学业的王稼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于我党危难之际临危受命，担任中央宣传干事等职。

当时的王明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下，“左”倾错误严重，王稼祥也因为留学经历被卷入了王明的阵营。

参加了革命工作之后，王稼祥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实践经验薄弱。

因此，在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主动提出，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去艰苦的根据地锻炼自己。

不久之后，

王稼祥便同顾作霖、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开展根据地工作。

在这次工作当中，王稼祥与毛主席完成了初遇，并在工作中接触颇多。

在这个过程中，王稼祥逐渐发现，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想法，往往会让事情得到完美的解决。

而一旦他遵从王明等人的指示，那么事情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还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一状况，让王稼祥开始反思，随后在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在各个方面越来越认同毛主席的想法。

只不过，由于当时

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而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毛主席的想法则遭到排挤。

1932年，在中共苏区的会议上，不少人要求将毛主席从前线调离，让其转到后方做政府工作。

就在这时，本来默不作声的王稼祥突然发声，表明不应该将毛主席调离，

前线需要毛主席的指挥。

王稼祥的发言，让与会众人大吃一惊，连毛主席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王稼祥一直都被认为是王明阵营的人，现在却公开支持毛主席，这着实令人意外。

而这件事，也意味着王稼祥已经不再盲信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了，而是开始有自己的思考，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但是，在当时“左倾”严重的背景下，王稼祥的想法并没有受到重视，而毛主席也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

从此以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阵营逐渐掌握了在党内的领导权

。

而王明也靠着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方面的支持，开始不断打击不认同自己的人，并无端指责那些老资格干部。

王明的做法，导致中共损失严重，长期在上海活跃的领导机关遭到大肆破坏，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

而此时的王明，虽然前往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是他的错误观念依旧掌控着中共临时政府，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继续占据上风。

博古、李德继续推行那套所谓的教条主义方针

，结果导致红军在战斗中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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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毛主席，思想发生转变

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王稼祥所在的地方被敌机轰炸。

而他也不幸被敌军的炮弹击中而身受重伤，

他的肠子被子弹击穿，耳膜也被剧烈的爆炸声震破。

可当时苏区的医疗条件太差，面对伤势严重的王稼祥，医生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用电动磁铁吸出王稼祥体内的炸弹碎片，手术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而且还没有麻醉。

最后有一些炸弹碎片残留在他的体内无法取出，并在日后一直影响着他的身体状况。

术后，王稼祥被送往红军总医院继续治疗。

而这里的医生发现，之前的手术太过简陋，导致王稼祥体内的弹片已经造成了感染，一直都在流脓。

按理说，这时的王稼祥应该多休息，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职责却没有允许他养病。

而王稼祥当时处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中呢？

1934年，在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失败告终，于是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实力。

其实在长征前夕，博古便在考虑转移人员的名单了。

当他想到王稼祥时，认为他的病情太过严重，就想让他留在后方养病。

毛主席知道后，提出了自己的抗议：“

王稼祥是红军的重要领导人，还是军委副主席。担着如此重任，怎么能不随军行动呢？

”

最终，在毛主席的据理力争下，博古只得同意在长征时带上王稼祥。

王稼祥得知组织要进行战略转移时，他第一反应就是要跟着队伍一起前行。

当他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正是毛主席的仗义执言，他才能跟着队伍继续前进时，让他对毛主席更加感谢。

长征开始时，按照人员安排名单，毛主席、王稼祥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

对于这个局面，毛主席一开始就表示了反对，经过他的努力，才如愿以偿地与王稼祥、张闻天在同一支队伍之中。

在路上，三人几乎同吃同住，毛主席也不遗余力地向他们二人阐述自己的思想。

他们三人也会时不时地就红军的未来展开讨论，

而毛主席的想法总是得到另外两人的一致赞同。

在毛主席的影响下，王稼祥逐渐成了他的坚定拥护者，同张闻天一起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

可以说，从长征初始，王稼祥就已经认识到了“左”倾思想的错误，更是愤而指责：“

靠李德的做法来指挥红军，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胜仗。

”

由于王稼祥伤势严重，因此他只能躺在担架上。

可身体上的伤痛，远远比不上他对红军未来的担忧。

尤其是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让长征的红军人数骤减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支持毛主席的思想与决心。

此时的王稼祥，已经与毛、张两人深入分析反“围剿”的失利，他意识到要是再按照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

他认为要想扭转红军的艰苦局面，那就需要改变现如今中央的错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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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纠正错误方针作准备

1934年底，对于红军的下一步计划，在中央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并且分歧越来越大。

就在这时，

毛、张、王组成的“三人团”公开表明了对博古等人军事路线的批判

。

而在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有不少人要求改正错误的路线。

12月11日，红军战士经过顽强作战，终于从敌军手中夺得了通道县城，这也让红军有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2月12日，中共领导层就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下一步的前进方向。

在会上，李德完全忽视了红军面临的现实环境，坚持要整个红军主力继续北上。

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根据可靠的情报，敌军已经将重兵部署在红军北上的途中，就等着红军步入陷阱。

一旦坚持北上，那么整个红军主力都会遭到难以磨灭的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那就是向西前进，去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才能保存红军主力。

此时的王稼祥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是他坚持拖着病体来参加会议。并且，王稼祥还明确指出，自己支持毛主席的意见。

到了这个时候，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支持毛泽东。但是，

李德与博古否决了多数人的意见，顽固地坚持错误的方针路线。

12月18日，中共领导人就在黎平继续对红军战略方针进行了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大力支持毛主席的思想，并否定了博古等人的错误主张。

这是毛、王、张三人纠正错误思想的初步胜利，也为日后在遵义纠正“左”倾错误方针奠定了基础。

然而，博古他们依旧没有放弃，想尽办法打算再次实行自己的错误方针。

王稼祥深刻地意识到，要是让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依旧落在李德等人手中，那么他们还会继续施行自己的错误战略指挥。

对此，

当务之急就是要将军事指挥权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因此，王稼祥与毛主席商量此事。王稼祥率先提出：“等到了遵义，要想办法把他们那群人给“轰”下来。”

对于王稼祥的想法，毛主席极其赞同。只是，他也考虑到仅凭他们几个人是做不到的，要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对于毛主席的担忧，王稼祥表示包在他身上

。就这样，王稼祥开始了自己的游说计划。

他先是找到了张闻天与周恩来，当得知王稼祥的想法后，两个人也都同意。

之后，王稼祥又劝说了刘伯承等人，他们都赞同王稼祥的提议，支持将军事的指挥权从博古等人手中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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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召开，投出关键一票

1935年1月7日，红军部队来到了遵义，并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机会。

此时，一切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王稼祥与毛主席等人就即将召开的会议展开了讨论，还为会议上的发言拟定了一个提纲。

由于张闻天理论好，又是党内的政治局常委，由他起草这份报告再合适不过了。

1月15日，改变中共历史的遵义会议正式召开。

王稼祥的伤口没有经过仔细处理，弹片与腐骨已经发炎感染，他的伤势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坚持报病参加会议。

在会议开始之前，为了让王稼祥能够舒服一些，他们还专门为王稼祥准备了一个躺椅。

开会一开始没多久，王稼祥的伤口就开始剧烈疼痛，他捂着肚子强撑着继续开会。

而王稼祥的警卫员，劝他请假去休息一下。

王家祥拒绝了，并告诉自己的警卫员：“

今天的会议这么重要，怎么能去请假呢？

”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博古率先进行了总结，但是在他的报告中，全文都只是在强调中共中央如今面临的困境，以及敌人的强大。

对于他自己的军事指挥错误，博古一直都不肯承认。

博古的话音结束后，毛主席第一个站了出来，表示他不同意这份报告。

随后，身怀任务的张闻天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还依据会前与毛、王两人商量的结果，

针对博古等人的“左”倾军事错误指挥，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报告

。

就在这天下午，毛主席针对博古等人的错误战略方针作了长篇发言来进行批判，他指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过于冒进，在应该防守的时候过于保守，甚至于应该撤退保守实力的时候，他们却推行逃跑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够带领我们走向胜利呢？”

当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等人的根本问题时，全场陷入了寂静。

就在这时，王稼祥率先打破了这一局面，他直接了当地表明，

毛主席指出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他个人十分支持毛的意见。

在他之后，周恩来等人也纷纷站了出来，表示支持王稼祥的想法。

最终，遵义会议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从博古手中夺了回来，还确定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领导团。

可以说，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而遵义会议的召开，与王稼祥的努力密不可分。

在之后的几次会议中，毛主席也指出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重要作用。

从遵义会议之后，王稼祥就一直与毛主席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并肩奋斗，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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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寻求工作，主席亲自关怀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稼祥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都兢兢业业，但是由于他之前的伤口没有处理好，因此一直都影响着他的身体状况。

为此，他向中央提出，要求边工作边休养。而中央也十分记挂他的身体，同意了他的批准。

1969年，毛主席还考虑，让王稼祥重新进入中央工作

，但是由于王稼祥的身体原因以及其他情况，他的想法没有实现。

十月份的时候，王稼祥被疏散到信阳，在这里，王家祥除了读书就是外出散步。

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由于当地的治疗条件有限，在中央的批准下，王稼祥又重新回到了北京进行治疗。

1972年，王稼祥带着自己的妻子与其他朋友一起去看望老朋友朱德。

朱德看到阔别多年的朋友也十分高兴，他对王稼祥说：“主席一直都没有忘记你之前的功劳，你在革命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相信很快就会给你分配工作。”

从朱德处离开后，王家祥考虑到如今自己的身体已经逐渐好转，而他也想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于是就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王稼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如今我长期有病，听力也变得特别差。30年代的时候，我还常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对此感到终身不安

。”

同时，他还表明了自己想要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在解放之后，我担任了一段时期的外事工作，对于其他的部门，我是特别陌生。

我现在每天脑力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还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因此，我希望总理能够在百忙之中考虑一下我的情况，能不能给我分配一些外事的工作。

12月18日，周恩来收到这封信后，将这封信递交给了毛主席。

同时，他也表明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认为王稼祥同志可以去做一些外事调研的工作。如果主席同意的话，那么就请批示。

当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才得知王稼祥现在没有工作，

回想王稼祥与自己在革命奋斗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以及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立即就同意了王稼祥的申请。

为此，主席还专门叮嘱周总理：“王稼祥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是有功劳的，因此应该让他尽快出来工作。”

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还专门提到了王稼祥的这份报告，并给予了高度赞扬：

王稼祥的这份报告只讲过，不讲功，在我们现在的老干部当中，是很难得的。王稼祥是有功的人，在遵义会议上的那关键一票，就意味着他是教条主义阵营中，第一个支持我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王稼祥的功是大于过的。

就这样，在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关心下，王稼祥很快就出来工作了。

到了中共十大上，王家祥还在毛主席的支持下被选为了中央委员。

会议结束后，他被分配做会议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

不久之后，他还负责协助周总理开展外事工作。

此时的王稼祥虽然已经年近七旬，并且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中央的认可让他浑身充满干劲。

因为老干部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剩不多的时间，去为党和国家，奉献自己的精力。而此时，

他却完全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坚持住

。

1974年，王家祥因病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毛主席送来了花圈，而周总理更是拖着自己的病体，亲自来到现场，这无疑是对作为革命家的最大褒奖。

当我们了解了王稼祥的经历后，便会为这位老革命家所感动。

早年的时候，因为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他能够及时纠正，并在遵义会议中坚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想法。而事实也证明了，

王稼祥的正确选择符合了历史的进程。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长征中的王稼祥》

《纪念稼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