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过徐英回忆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的成立经过，也写过在十分区肆虐的伪军头子王凤岗，以及曾跟随魏大光，又投靠日军的刘风泉，几人之间也是有一些交集的，现把徐英回忆十分区敌工工作的文章重与王凤岗有关的部分摘录在此。

1944年，原十地委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在二联县祁岗村（二联县是十分区的的一部分地区，西边以大清河为界，东边以牤牛河为界，南临白洋淀，北至涿县，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辖新城、雄县、霸县、固安和涿州一部分，地处十分区的中心）被日军包围，战斗中英勇牺牲。十地委敌工工作一时无人领导。当时九分区有两位副部长，在九分区检查工作的冀中区党委敌工部副部长史立德调九分区两位副部长之一的徐英前往敌我斗争残酷的十分区开展工作。

冀中十分区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区，这里曾是近古以来封建王朝的京畿所在地，是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日寇侵华战争的重要基地和战略要点。日寇华北驻军机关就设在北平。境内的平津、平汉两大铁路，更是日寇战略交通的命脉。平津保三角区的这一特殊地位，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便成为敌我争夺最激烈最残酷的地区之一。

除1938年一段短暂的时间外，敌一直在这里派驻重兵，并对我进行反复多次的围攻扫荡。

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春夏秋冬，无休止地拼杀搏斗，是这个地区的显著特点。

以斗争的激烈和残酷而著称的日寇对冀中区的“五一”大扫荡，首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变为敌占区比冀中腹地早一年，而恢复又晚一年，敌占时间最长。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局面长期存在，以及斗争的特殊残酷复杂，使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更为重要。

特别是1941年敌夏季大扫荡，地区变质后，我抗日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恢复工作的过程中，敌伪军工作更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敌伪军工作的广泛开展和有利配合，光靠武装部队死打硬拼，要想在两三年内把这个地区重新恢复成我抗日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我军曾多次派出大小不等的连、营分队进入这个地区，都因不能立足，而被迫撤出，就是有力证明。

后来敌伪军工作有了初步开展，在敌工工作的配合下，才为部队的进入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敌工工作的对象首先是日军，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野心勃勃，战线拉得很长，其本身又存在着先天性人力不足的弱点，这个矛盾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和战场上伤亡的逐渐增加而日益扩大。于是日寇就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在他占领的地区，大量组织伪军、伪组织，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我们的敌工工作在瓦解日军的同时，又增加了争取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的任务。

十分区所面临的敌人，开始时期绝大部分是日军，伪军不多，后来伪军数量逐渐增加，到1941年春，伪军的比重已占到55%；1941年夏季大扫荡后，日军已达到面的占领，在大量增建点碉的同时，又极力扩充伪军，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便把十分区的日军一批批调出，防务由伪军来填补，从而使伪军在敌总兵力中所占的比重竟达80%以上。由此我们敌工工作的重点也就很自然地转移到争取瓦解伪军方面上来。

伪军的分布及各种伪军的不同特点

我们面对着的伪军是多种多样的，有外来的伪军与当地伪军之分，有边缘区县份伪军与中心区县份伪军之别，中心地区各部伪军又因出身成分不同、政治背景不同而政治色彩各异。要做好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就要分辨各种伪军的不同特点，分别采取相应的政策。

恢复时期的头两年，驻守在十分区的伪军几乎全部是当地伪军。1943年冬季，伪治安军进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当地伪军仍占很大数量。这个地区完整县和不完整县共14个。而靠近中心区的永清、霸县、固安、新城、雄县、容城等县伪军则是我们斗争和争取的首要对象。

当时和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是霸县伪军刘风泉部、李保伦部、黄锡标部、杨茂青部、王德裕部和永清县伪军王禄祥部。

当地伪军的最大特点是：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当地情况较熟悉，有些还是地头蛇，他们和当地土豪势力勾结在一起，干起坏事来危害也更大(如王凤岗、柴恩波)。但当地人与外地人不同，他们的家属在本地，同当地社会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特点，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多渠道接触他们并向他们进行争取工作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这项工作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和更强烈更深刻的政策性。可以说我们在当地实行的各项政策，都会直接间接对当地伪军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对争取工作起到这样或那样的作用。

伪军的成分，特别是中心区各县伪军的成分极为复杂：有些是叛变投敌分子，有些是土匪、流氓、兵痞和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有些是在我部队整编升级调离本地时，不愿远离家乡而逃回家乡，后又怕敌人找他麻烦而投奔伪军的；有些是生活无着或被抓被逼而去的劳动人民。但总的说来，

伪军的下层官兵，甘当日寇走狗、死心塌地为敌效劳的为数并不很多

，绝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瓦解的对象，只要我们政策对头，工作做到家，加上形势的逐步好转，争取他们向我方靠拢，进而为我所用是完全可能的。

当地伪军中层，那些大、中、小队长们，大多是大头目的亲朋好友，或裙带关系，或金兰之交，或跟随多年的亲信爪牙。他们的进退、思想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头目的意志和眼色，但同时又不能不受其下层士兵和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特定情况下，也会打自己的算盘，背着大头目各行其是，和我方拉关系，甚至在他和头目之间发生利害矛盾和冲突时，还想借助于我八路军的力量达到他报私仇的目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分化瓦解敌人可资利用的机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县或各部伪军大头目的特点、情况和动向。当时和我们打交道最多的各部伪军大头目除个别例外，几乎都在抗战初期混迹于抗日部队后来随着日寇步步加紧围攻扫荡，斗争日益残酷，在1939年到1941年间先后投敌，就其出身、经历、政治背景和政治态度而论，大体可分以下三类：

第一类，如李保伦、黄锡标、王禄祥等

他们原是土匪出身，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和政治背景，只图吃喝玩乐，或追求高官厚禄，或凭借手中的枪杆子独霸一方。在敌工斗争中脚踏两只船，看风使舵，哪边风硬随哪边，只要能保住金钱、地盘和权势，有奶就是娘。

他们之所以投靠敌人，主要是屈慑于日寇的强大军事压力和诱惑。他们既看不到抗战必定胜利的前途，更无为民族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信念，他们投敌之后，明着敲诈勒索，暗中又与土匪勾结绑票抢劫，为害一方。但他们的土匪性格以及特有的盲目破坏性，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日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可靠力量，因此敌人对他们并不信任，而且彼此存有戒心，一旦我主力部队打过来，敌人的控制削弱，或同日寇的矛盾加深，加上我方的正确政策和争取工作，他们很易动摇，并愿和我方拉关系，暗中助我共同对付日寇。

他们比较讲哥们义气，不但自己和八路军拉关系，也允许下层官兵和我方拉关系。争取这类伪军比较容易，尤其是通过其亲朋故旧或由我方具有绿林色彩的外围武装对他们做争取工作更易见效。我们也正是用这种办法和他们建立了比较密切关系的。

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对我地区的工作恢复起了相当大的掩护作用。因此，日寇越来越感到这些人不可靠，既难以控制和掌握，又有一定危险，利用他们一定程度以后来了个“卸磨杀驴”，以武力把他们全部解决，将其头目抓起来处死，士兵弄到东北矿山当苦力，

这些人事前对敌人的阴谋毫无警惕。但我们也未能提前察觉敌人的企图，利用这个时机将这部分伪军拉过来或瓦解掉，致使敌阴谋得逞，给我方的恢复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第二类，如刘风泉

他既是土匪流氓，又是豪强恶霸，参加过青帮是道地的地头蛇。抗战初期，他跟魏大光参加二十七支队，该部改编为一二O师独立第二旅时，他任供给部长，后又任武安永抗日游击队副支队长。在日寇大扫荡时，他动摇叛变，先派他侄子刘治国等在南孟一带组织“皇协军”，随后通过堂二里的镇长(汪记国民党河北省委)荣孑皋的关系，借口“家属被扣无奈”向驻信安镇的日军联队长宫崎投降，组织刘的部队。他又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把事情做绝，声称愿意跟他的同去，不愿去的自便。当时武安永游击队的荣振华和政治主任吴秀生离队到附近乡村隐蔽，分区派去的代表屈绍建回了分区。

刘风泉的本性特点是“黄、蓝、红”三色俱全，日、国、共都搭桥挂钩。日寇对他是控制使用，双方也都有戒备。由于他善于左右逢迎，船使八面风，日寇仍觉得他可以利用且未对他武力解决。我们曾通过吴秀生这个老关系向他做争取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部的上上下下都和我方保持着良好关系，尤其是黄、李、王等部伪军被敌武力解决后，刘在霸东地区掩护我方工作方面，起的作用更大些。我们曾利用他同王德玉的矛盾，瓦解了他驻策城据点的一个大队。大清河北战役时，又争取了他部下驻煎茶铺的一个大队起义。

在我军攻取霸县城时，他没有履行诺言，当时他的部下驻霸县城里有三百余人，他原已和我方商定，在战斗打响时，负责打开城门，接应我军进城消灭敌人。但在战斗发起前两天，他借口敌人不信任他，而请假去天津治病，逃避履约，致使我进攻部队失去内应，不得不强攻。打了几天，终因敌工事强固未能攻克，我军受到部分损失。

1946年冬，刘同国民党联系，组织霸县还乡团，纠集二百余人逃亡地主和伪军旧部与我为敌，并将和我有关系的高桥村长王金云和吴秀生夫妇残杀。到1947年4月，才在我军攻打堂二里时被击毙。这一切说明了刘风泉阴险狡猾的变色龙本质。但他的部队大部被我争取过来或瓦解掉，只是在关键时刻过于相信了他，以致吃了他一点儿亏。

第三类，如王凤岗以及驻新镇的柴恩波

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坚决与我为敌，危害最大，又难于争取。

柴恩波于抗战前在旧政权下的保卫团任过职，抗战初期曾任我冀中独立二支队司令。1939年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和特务分子王宗琪(当时新镇县长)策动下，宣称搞所谓“曲线救国”而投降日寇，破坏抗战，作恶多端，直到1945年我冀中军民发动春季反攻战役，被我军消灭。（解放战争时期，柴恩波出任王凤岗手下的一个团长）

王凤岗抗战前当过小学教员，抗战初期组织联庄，后加入抗日部队，曾任过游击军七路指挥，分区特务大队副大队长。在几次整编中，对我党我军不满，于1939年秋，和周文龙一起逃往涿县投敌，被敌任命为“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周为司令)。1942年秋，经新城县老国民党员黄介民介绍，同国民党北平市北海区宣传部长马耀三(新城人)联系，秘密加入国民党，从此更加坚决反共反人民。1943年秋，调任新城县伪警备队联队长，杀害我党政人员和群众多人，血债累累，

成为我十分区西部地区的最大祸害。

他初到新城时，经国民党伪装同我拉关系，但对其部下则经常讲：“许我通八路，不许你们通八路，谁通就杀谁!”并将同我方拉关系的伪小队长李林华杀掉，又逼跑了张林昌，还把一些伪军队长的家属弄到城里，加强控制。日寇对他很信任。

我们原来也想争取他，派王山、王子卿二同志通过师生、朋友关系做他的工作。王山是固安县老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任我方县长，是王凤岗的恩师。王凤岗不但不接受争取教育，反而于1947年指使特务将王山夫妇杀害。王子卿是新城人，是王凤岗的同窗好友。王凤岗曾声言“打八路，不打王子卿”，可是他却两次偷袭王子卿领导的部队。

由于王凤岗极端反动，难以争取，当时我一联县县委敌工部同志曾建议，用“单打一”将王除掉。根据当时的情况，这样做是有条件的。可惜未形成决议，后来他逐渐羽毛丰满，致使我除掉他更为困难。这是一个教训。

王凤岗不但杀害我许多干部、战士和群众，还于1945年4月，勾结涿县汉奸裴宏远把永定河水引入大清河，然后扒开东西大堤，使新城以北大清河以西八十多个村庄成为一片汪洋，15000亩小麦全部被淹没，河东长宽70里地带也尽成泽国。我党、政、军、民提起王凤岗，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政治上争取无效，只好以军事解决。我军民对王凤岗曾进行过多次战斗，不断给以杀伤，但执行俘虏政策不够好，有杀俘虏的现象，这样不仅不能争取瓦解王的部队，反而帮王巩固了部队。我对干部战士进行政策教育，严格执行战场纪律后，情况有所好转。

我们和王凤岗的斗争，从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于1949年平津解放，王凤岗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我们与之斗争始终是激烈的。

边缘地区各县伪军

与中心地区稍有不同。他们的驻地属于老敌占区，那里八路军部队很少进入，或根本未进入过。伪军的头目，或是当地绅士豪强，或是原保警人员。他们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升官发财，并靠手中的枪杆子维护旧的社会秩序，还组织伪“自卫团”和联庄会做他们的羽翼。他们只知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不了解。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他们和日寇靠得很紧。这是难于争取的一面(如安次县的马蕴民)。

但他们并未和八路军打过多少仗，自身的战斗力不强，对八路军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深仇大恨，加上八路军的声威又使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有几分敬佩畏惧。当整个形势对我方有利，我主力部队开到附近，开展政治攻势，他们知道了我党我军的政策时，也不敢或不愿同我军坚决为敌。

通过当地上层人士对他们进行争取工作也能见效。我们在开辟平南涿良宛时，就是

刘广钰

同志等首先结识了长安城村“三山一霸”之一的张成山，然后通过他与涿县伪军裴宏远部建立了“和平共处”的关系，又通过张成山与永河东操纵“自卫团联庄会”的贾秀山建立了联系的。

伪治安军

都是外乡人，是日寇从其占领时间较长的冀东地区征集组编又经过一定训练之后开来十分区的。在这里我们很少有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加之伪治安军集中驻扎，军事生活比较正规，其下层和周围群众接触很少，打起仗来也是成团成营的在一起集中作战，又因受敌奴化教育较深，

给我们的争取工作造成了较大困难

。

但他们中不少是劳动人民出身，有的是青年学生，容易接受我之宣传，

当在战场上遭到我军打击而处于不利地位时，他们并不想顽抗，因此也容易被我军俘虏。

针对这些特点，我们曾一方面用写标语、撒传单、火线喊话等方式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军俘虏政策，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俘虏的教育，做争取工作。

文章摘自徐英回忆录《记忆中的战争岁月》之《到十分区地委敌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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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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