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因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做表率,绝大多数离开军队系统的人都没有参与授衔。即便是王恩茂、叶飞等重心已转入地方工作的,也是因为在军队中有挂职。
不过,当时赵尔陆、阎红彦两个人的情况很特殊,按照正常标准来讲,他们也难获得军衔,但最后都破例成为了上将,这是为何呢?
先说赵尔陆,他的资历非常老,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跟随朱老总上了井冈山。
革命年代他主要负责后勤、军工方面的工作,历任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红军前敌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等职。军中许多供给标准和供给工作制度就是他领导制定的。
1952年评级时,赵尔陆还在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因而被评为正兵团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55年授衔很大程度上都参考了52年的评级标准。
但是,刚评完级的赵尔陆被调到了第二机械厂,后又改任第一机械部部长,这些单位虽然负责军工生产,但也意味着赵尔陆在军中没有职务了。
授衔前,相关部门面对赵尔陆的这种情况也很为难,经过反复讨论后,最终还是决定根据战争年代的职务,授予赵尔陆上将军衔。
一来他是中央红军后勤战线上的杰出人才,没有他,中央当年的情况只怕会更糟,这个贡献是旁人无可替代的;二来他1952年已经评级了,授衔也是根据评级进行的;三来他虽不在军队,从事的军工产业依然有很强的关联,给他授予军衔,也便于日后与军队的沟通。
赵尔陆本人对于这些倒是不在意,即便成了上将,他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他基本上不愿意穿上将军服 ,除授衔时照的标准像和仅有的几张戎装照之外,与家人也只拍过一张穿着上将军服的照片。 并且从照相馆出来,到家就脱了。
赵尔陆女儿说,从那次家庭合影后就再也没有穿过。 至于原因就一个:穿上将军服会让他想起牺牲的战友和无数个无辜的同胞。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赵尔陆至少52年有过评级,阎红彦就更特殊了,重庆解放后就转到地方工作,没有任何军队级别,1955年1月才刚调任四川省副省长。
为了能让他符合授衔条件,中央临时让他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为何会如此呢?主要在于照顾“山头”。
毛主席曾说: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这句话其实也有一层意思是,山头是客观存在的。
红军时期,我党有三大主力,这是三个大的“山头”,同时为中央提供落脚点的陕北红军也很重要,是为小的“山头”。授衔时,虽然没有直接言明,但“山头”确实也是隐性条件。没办法,部队来自五湖四海,想要最大程度实现团结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保障平衡。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嘛,若特别偏袒或者忽视一方,都会让人产生意见。陕北红军虽然人数方面不如三大主力,但没有陕北,我党的命运就会更加曲折。这个贡献,再怎么说都要出一个上将。
在1955年那个环境下,除阎红彦外,还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了。能代表陕北红军获得大将乃至元帅军衔的有三个:谢子长、刘志丹、高高的山岗,可他们三人都没能活到授衔时。
失去标杆人物的陕北红军,最高就只能到上将一级了(徐海东是红25军代表),本来贺晋年符合条件,但他因为高的影响被排除,其他像崔田民、张达志等人要么在陕北时期职务不够,要么后来的发展够不到上将标准,想来想去,就只有阎红彦。
阎红彦1925年入党,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时,谢子长是总指挥,刘志丹是副指挥,阎红彦是第一大队大队长。
后来的战争生涯,阎红彦历任红30军军长、八路军129师留守处主任、八路军警备第一旅政委兼关中军分区政、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陕北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是重要领导人,后来职务也不算低,在开国上将中,有十多位是副兵团级,所以授予阎红彦上将,其他人不会有什么话讲。
唯一的麻烦就是他很久都不在军队系统中,也没有参与军队评级,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亲点他担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这样参与9月的授衔才名正言顺。
当然,这两位上将按照贡献和资历,也都实至名归,只是情况上有些特殊,中央的考虑还是很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