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到汉末700年间，“政在家门”首次复出，终究还是昙花一现
“政在家门”，最早见于《左氏春秋·晏子如晋》。齐国晏婴与晋国叔向私下讨论齐晋两国诸侯王日渐式微，政权旁落士大夫的政局，二人对此深表忧虑，进而发出“权去公室，政在家门”的感慨。晏婴和叔向所处的先秦时代，“政在家门”只是停留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虽然兵强马壮的士大夫人人皆可为之，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讳，公然宣示。
至东汉末年，自黄巾军起义搅得天下大乱。旧有的汉家刘氏政权土崩瓦解，一批崛起的新晋士大夫阶层各自为政，跃跃欲试意图逐鹿中原。其中，最有号召力、拥有“四世三公”身份的袁氏政权（袁绍、袁术为家族代表）重新提出“政在家门”的口号。参见《三国志·袁术传》，记载如下：
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
此段文献是袁术上书兄长袁绍，认为汉朝已经大势已去，皇帝成为傀儡，朝政皆出于权臣士大夫。此时与周朝末年没有任何差别，唯有兵强马壮者才能进行攻伐兼并完成大一统，袁氏家族正好符合“天命所归”，必须取汉朝刘氏而代之。
以袁氏兄弟为代表的汉末军阀与晏婴、叔向不同。晏婴和叔向是站在忧国忧民忧社稷的角度将先秦时局归纳为“政在家门”，袁氏家族则是依托强有力的家族政权优势企图完成称王的武统大业。所以说，袁氏政权“政在家门”观念的复出成为汉末三国政治最重要的变迁主线。
“政在家门”得以复出的原因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汉末时期的“政在家门”口号与周朝末年的确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有着自身出现的必然的条件。
①社会失衡导致朝廷权力下放，权臣通过“权力截流”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东汉末年与周朝末年一样，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特别是自汉和帝以来，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权臣、宦官相继粉墨登场，开启东汉“君弱臣强”政治局面。以张角为代表的黄巾军起义，捅破社会矛盾的阀值，将原本已经离心离德的汉朝政权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东汉末年最大的社会危机是土地兼并。豪强贵族大肆地进行土地兼并，使得官府与百姓间的利益冲突越发尖锐。《文献通考·食货考》记载“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
农耕文明时期，土地对于百姓的意义有着无可代替的作用。所谓的良田买卖已经沦为由有底线的合法“巧取”，变成明目张胆的“豪夺”。加上朝廷软弱无力，必须依靠地方豪强“勤王”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汉室“虚名”。此时，权力俨然成为地方与朝廷谈判的筹码，朝廷无限度地下放权力，导致地方私人武装做大做强。
以袁绍兄弟、皇甫嵩等人为首的朝廷“肱骨”大臣，长期处于社会权力的顶层，面对朝廷权力下放的“政策”，他们成为这一轮权力截流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此，过去朝廷依仗的重臣摇身一变成为收拢权力的“家族”势力。
②世家崛起打破皇室贵族的先天优势，面对残破不堪的时局，萌生革故鼎新之意。
“政在家门”绝非士大夫简单地自下而上窃取“老东家”的政权。其中包含着士大夫面对历史潮流，对于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考。像东汉末年首个具备取代汉室条件的权臣皇甫嵩，犹豫再三最终放弃“倒戈”汉室的想法，《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
阎忠说嵩，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业……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捴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
那么到袁绍这里，为什么可以“冒天下之大不讳”提出“政在家门”。首先汉室衰微，政权早已经旁落权臣是基础条件；其次前有董卓祸乱朝纲，曹操欲以一己之力兴复汉室，结果以失败告终；最后士大夫清醒地看到，此时的汉朝和彼时的周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处在历史“进化”的节骨眼，表面上看皇权经过各方势力的“玩弄”已经彻底失去神圣的光环，沦为人人觊觎之物。实际上，是士大夫阶层企图对于历史潮流去向的深入思考。
且看以下三段记载
《三国志·袁术传》
曹搡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
裴松之《献帝起居注》
从弟济阴太守叙袁叙与袁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
《后汉书·孔融传》记载
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
由此不难发现，以袁绍为首的袁氏“政在家门”的政治看法绝不仅仅代表“袁家”一己之见，包括刘表这样的正牌汉室宗亲都已经跃跃欲试。各路权臣豪强的言论和行动，纷纷表明他们都在摩掌擦拳，做好代汉自立的准备。“政在家门”由一句政治见解变成政治口号最后成为豪强地主阶级进行私人地下组织的形式，构成东汉末年鲜有特色的家族式政治时局。
“政在家门”的概况
“政在家门”算得上一股“政治清流”，历史存在非常之短，大致自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公元184-188年）至三足鼎立之势成形（公元220年），不过四五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是华夏大地家族式政治最为密集的时期。包括汉家刘氏家族、曹操曹氏家族、孙权孙氏家族、袁绍袁氏家族、司马懿司马家族，另外以荀彧、荀攸为代表的荀氏；以公孙瓒为代表的辽西令支公孙氏；以杨奉、杨修为代表的弘农杨氏等等。从《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中，古风叙事篇也能看出些许端倪，节选如下：
孙坚孙策起江左，袁绍袁术兴河梁；刘焉父子据巴蜀，刘表军旅屯荆襄；张燕张鲁霸南郑，马腾韩遂守西凉；陶谦张绣公孙瓒，各逞雄才占一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变，以“政在家门”为组织形式的家族式割据势力相互攻伐兼并，这些旧有的地主阶级逐渐地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取代，比如曹操取代袁绍北方一哥的地位；刘备接管刘表的荆襄。各路割据势力或是明示或是暧昧地释放意图自立的政治信号。军阀之所以冒僭越之嫌、行非常之举，抛开所谓的“君权神授”天人论和天命观不说，还是主要依仗家族自身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影响。封建皇权发展至此，面临着自己所扶植的贵族地主阶级“政在家门”式的挑战。
虽然“政在家门”昙花一现，但它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结束已是满目疮痍的腐朽汉朝，将华夏文明带入一个社会格局“重新洗牌”的阶段，此时各路有为之士纷纷登上政治舞台，联袂上演一场极富“汉末三国”特色的政治大戏。形形色色的人才集聚各氏家门，一方面“政在家门”带来阳谋阴谋、远交近伐等等政治手段“纷呈不断”，从宏观上看给整体社会发展制造一些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各个家族精心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微观上看又给局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