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3日, 一篇题为“刘延东出席康奈尔大学中国真菌标本捐回仪式”的新闻通稿,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但这篇新闻通稿却刻意回避了当事人邓叔群的名字,也刻意回避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免一批珍贵的真菌标本毁于战火,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真菌分类和植物病理研究的邓叔群,将最珍贵的一批真菌标本集中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内保管,不久又辗转运到了印度支那,经海路运往美国,妥善保管在邓叔群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共计2278件珍贵标本。”邓叔群在1963年发表的《中国的真菌》一文中,对这些标本做了精细地描述。
2009年4月,康奈尔大学决定将其中1700件珍贵真菌标本归还中国,这其中57件在中国已经成为绝无仅有的遗存,并将那些无法分割的真菌标本留在了本校,但中国学者可随时到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并为此举行了“康奈尔大学中国菌物标本赠回仪式”,正在美国访问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应邀出席。
邓叔群是真菌学家、微生物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和森林学家,也是中国真菌研究奠基人之一,1939年就发表了中国最早的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为中国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也是中国森林病理学创始人之一,曾在森林生态、育树造林、森林病理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并最早提出了生态平衡理论。
邓叔群(1902—1970)字子牧,福建闽县人,父亲邓宜中是晚清举人出身,曾担任过广西知县,后以教书为业,共育有七个子女,邓叔群排行第四,他有一个小他10岁的弟弟,就是大名鼎鼎的笔杆子邓拓。
邓叔群是由外祖母带大的,在读完小学后辍学,但他始终坚持自学,父亲托人帮他办理了“福建高等学校”的旁听生,期间得知了“清华学校”将在全国招收留美预备生的消息,就开始积极备考,当1914年在福州招考时,不满13周岁的邓叔群独自前往报考,并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邓叔群在清华园度过了八年时光,1923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被公派到美国留学,由于其学习成绩优异,可供选择的大学和专业很多,但他最终选择了以农学和生物科学著称的康奈尔大学,他的这一人生选择,源自于外祖母曾说过的一句话:“农民太苦了,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挣扎于天灾人祸中。”
邓叔群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森林学和植物病理学,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必修课程和学时数量,由于其学习成绩始终处于A级,加之出色的科研能力,得到了真菌学教授费茨和植物病理学教授惠凑的青睐,在这两位教授的联合推荐之下,邓叔群被评为全美最高科学荣誉会员,并荣获了两枚金钥匙勋章。
邓叔群在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正当他的博士论文接近完成之时,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邓叔群的导师惠凑教授推荐了邓叔群,但建议他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再赴任,但邓叔群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
岭南大学办学成绩最突出的就是农学,当时可与南京金陵大学媲美,1928年因教学需要,增设了植物病理学系,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邓叔群被校长钟荣光聘为植物病理学系教授,从事植物病理学教学和华南地区植物病的研究。
1929年至1933年,邓树群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病理学教授,主讲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专业课程,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是姊妹学校,其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入读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当时金陵大学农学院汇聚了一批康奈尔大学校友,从1932年起,邓叔群又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兼任教授,期间曾应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之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1933年,邓树群从中央大学调入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研究员,馆长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钱天鹤兼任,钱天鹤也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校友,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他也是中央农业研究所创建人之一并任副所长,负责所内日常工作,其麾下聚集了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并以选人苛刻而著称,他也是著名学者钱理群的父亲。
1934年7月,自然历史博物馆被更名为动植物研究所,蔡元培聘任王家楫为所长,王家楫上任伊始,就创办了《Sinensia》学术杂志,为中国学者提供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从此结束了学术论文只能寄到国外才能发表的历史,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也迅速与世界各国学术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
邓叔群主要是从事真菌分类和植物病理的研究,为了搜集中国第一手真菌标本,经常带领助手攀山入林,采集真菌标本,逐一鉴定并定名分类,研究和鉴定真菌种类达两千多种,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6个新变种,18个新组合体,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的标本,邓叔群将这些发现和鉴定,撰写成论文并相继发表在《中国真菌续志》和《中国高等真菌补志》上。
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首次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载入世界权威辞典之中,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具有自己的真菌科学研究能力。
1939年,邓叔群的《中国高等真菌》专著(英文版)出版,经其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达3400余种,几乎占全国已知7000种真菌的45%以上,邓叔群不愧为擅长研究真菌学的大师级学者,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真菌学名誉教授R.P.Korf在1991年总结120年来对真菌学有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时,邓叔群的名字名列其中,而且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邓叔群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广西阳朔,不久又迁至重庆北碚,当全民族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邓叔群不想躲在象牙塔之中搞学术研究,而是让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接轨,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责任,于是开始将其专业方向转向森林研究,这也是邓叔群在康奈尔大学所学专业之一。
邓叔群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副所长,他率领西南森林调查团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原始森林,勘查森林资源状况,摸清了这一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国家规划、建设和开发林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而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直至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邓叔群极富远见和前瞻性的规划,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拟任命他出任农林部次长,但被邓叔群婉拒,而且还辞去林业实验研究所副所长职务,举家远赴大西北。
与邓叔群既是清华校友,也是康奈尔校友的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邀请邓叔群出任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开始对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研究,并成功创办了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还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抗战胜利后,邓叔群又重新回到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继续从事高等真菌学和森林生态学的研究,恢复真菌研究室,兼任《植物学报》编委,并创建了森林生态研究室,并于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底,邓叔群当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人民政府委托,从北平秘密来到上海,邀请他到东北筹建沈阳农学院,邓叔群为此兴奋不已,不顾当时正在咳血,立即着手林业教育的准备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套20本的大学林科教材纲要。
此时正值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开始实施“抢救学人计划”,凡院士都在抢救名单之中,邓叔群两次被动员去美国加拿大考察,或携家眷赴美国或台湾定居,邓叔群对此都进行了暗中抵制,而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的期望和向往,他知道弟弟邓拓是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邓拓在上海被捕时,邓叔群曾四处托人营救保释邓拓出狱,也算是资助过共产党,因此决定留在大陆,这也是当时大部分院士的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邓叔群携家眷来到沈阳,先后担任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并担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建校任务,并开始从事农业教育,1950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委员。
1955年,邓叔群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担任一级研究员,不但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12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成立时,邓叔群出任副所长兼真菌学研究组组长,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立后,邓叔群被任命为副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1963年又在广州创建了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
文革初期的邓拓之死株连了邓叔群,邓叔群也由此成为中国科学界最早被批判的科学家之一,他当年历尽艰辛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保管的真菌标本之事,被定性为“里通外国”,由于他还收藏了弟弟的骨灰,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一代真菌学大师于1970年5月1日落幕人生。
历史有时是非常诡异的,一句“被迫害致死”,指代了特殊年代一切因政治原因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如此春秋写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是约定俗成了,让不谙那个年代的读者十分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