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李白《少年行·其一》

这是李白在《少年行》中对于唐长安城西市繁华的描写；和李白齐名的杜甫也有《饮中八仙歌》对此进一步以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唐代长安城的繁华，不仅浮现在世人的脑海中，更有来自不同地域的风土人物的痕迹遗留，让其繁华景象进一步明证。

每个外地人都知道，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看看，去品尝不同口味的当地特色小吃，而桥梓口的繁荣更离不开古代中亚赴唐先民的早期经营、开发。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和文化产业也有了快速的恢复发展。一些国家性质与民间性质的对外贸易与商业活动逐渐频繁。

当时的唐政府为了鼓励、促进商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与传播，特地在兴建皇城时设置了方便进行商业活动的大型场所与互市之地。

隋代时，依托城制建制，规划设立了“都会”和“利民”两市，方便政府和民间的经济往来与交流。到了唐代，基本上完全承袭了隋的制度与规划，对于“都会”“利民”两市则分别以“东市”和“西市”来命名。

注：“大唐西市”之称为当代为复古建而重新定义，在隋唐时并无此称。本文为作者为表述方便特加以引用，特此说明。

▇ 唐·长安城分布图

一、概述

宿白先生在《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调查（发掘）报告里对隋唐的两市发掘概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隋初设置的都会、利人两市，唐简称东、西市。

两市的规模和布局，除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于‘京师二市置常平仓’《旧唐书·高宗纪》外，大体沿用未变化。依“两市”的考古工作和文献记载参考，可以清楚的看到唐长安两市工商业的发展，已经远超隋代。”[1]

隋以前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较长的政权分裂期，政治军事势力割据；各方之间互争利益，相互攻伐，战乱不断，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难以平稳持续发展。

公元前581年，随着北周的灭亡，隋朝统一了北方政权，并逐步统一全国，再次形成了一统的封建政治体系；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等得以稳定快速发展，商业开始恢复繁荣。

中国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封建政治经济体系发展后，国家的对外意识逐步变强；执政者开始倾向对外开放的国策模式，使得对外经济贸易也能迅速发展繁荣起来。

为了适应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开展，规范化的大型城市体制应运而生。高科技水平模式的中国早期都市规划和建设逐步凸显。唐长安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建筑设计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将盛唐之气尽显于世。

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在社会经济经历长久的动荡和政权分裂割据状态之后所形成的又一次长久的统一阶段。尽管唐是取代了短暂统一的隋而建立，但真正完成统一，还是在唐政权时期。

历史发展的既定规律证明，当社会经济在遭受长时间的混乱凋敝之后，必会迎来一次大一统的繁荣发展局面。而盛唐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如同霸秦统一之后出现的强汉一般。

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割据政权为抢夺各自利益而引发的连年战乱的破坏，社会各阶层人民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领域都无法得到稳定和长期发展的保障，人民必然从内心渴望获得长久和平与安宁；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无法获得长期有效的发展和提升，也是缘于不稳定的政治因素等原因。

▇ 唐·长安城繁华景象复原图

因此，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一旦一个大一统政治局面再次出现，社会经济必将能够得以维系稳定发展和繁荣，人民必然也会倾心于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如此，社会经济也能得以快速恢复发展。因此，盛唐的“大唐西市”繁荣和后来北宋的“清明上河图”的壮观景象即是处于此种社会变革状况下的必然产物。

唐朝初期，帝国统治者在逐步完成政治稳定与统一之后，必会将发展重心移向寻求社会与经济的前进之中。在历经唐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后，唐的整体实力足以匹配当时的“唐帝国”荣誉与相称。

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东方的唐王朝是处于极其“发达”状态下的；世界各国不断派遣者出使或留学，学习唐先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模式；商贸往来活动极其频繁，随着对突厥作战的不断掌握有利局面，唐重新贯通了因战乱而几度废止的“丝绸之路”，确保了陆上贸易通道的稳定通达。

在东方，海上交往也日益频繁，帝国对于军事的强力，让边境贸易也得以有力保障，海上通道也不断畅通。唐朝统治者本身所具有的“胡人”血统，让其在思想上不在拘泥于汉武时期强化下来的“愚儒”之气，更具包容与进取创新精神，所以，对外开放的存国策略，为帝国经济的发展繁荣奠定有利基础。

二、“大唐西市”的繁荣

“大唐西市”真正建立是在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朝兴建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大兴路，龙首塬一带）。“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公元581年隋灭北周。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命高熲、宇文凯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设计新京城。

‘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因此，新京城也以大兴为名，‘谓之大兴城’（《太平预览》卷一五六引《西京记》）。”“综观全城, 宫城、皇城位在北部正中。各坊内部区划整齐,外围门、墙,并置里司。主街两侧、城内四隅和城内坡岗之地遍布官衙、王宅、寺观。”[2]

▇ 图源 | 网络 《长安十二时辰》 （请横屏欣赏）

在郭城朱雀街东西两侧，宇文凯设计修筑“都会”与“利民”两市。都会市在朱雀街东侧（今西安市兴庆路、长乐坊一带），利民市在朱雀街西（今西安市劳动南路一带），各用两坊地面积，大小完全相同，四面各开二门，市内街道呈“井”字形。两市为商肆集中的商业区，市内“邸店林立，货物积山，善品种类繁多”。

《长安志》卷八记载：“大兴城两市，东曰都会，西曰利人，对称地置于皇城外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周建夯土围墙，开八门，内设井字街道和沿墙街道，井字街两侧凿剖面作半圆形的排水沟。”“两市内‘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两市是大兴城内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区，从其位置的初设可以看出，都处于城内中部以北、接近宫城和衙署之地，可以推知两市的工商业更主要是为王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3] 也就是说隋朝设立都会、利民两市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封建统治上层阶层。

唐在取代隋之后，从商业发展模式上完全承袭隋，都会，利民两市被沿用，并将都会市“东市”相称，“利民”则为西市。由于东市周围的坊里多为公卿勋贵所据，所以东市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少数上层阶层，其市内商业门类达220多行。

作为西市的“利人”其繁荣程度更胜于东市；一度曾模达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成为大众化、平民化，并有大量西域胡商、中亚、东亚等国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

“西市贞观已来,即为聚钱之所, 释通达偿西市债,‘伺觅行人……倩达西市,一次即负钱“百有余贯’（《续高僧传·感通·唐京师律藏寺释通达传》）。龙朔以后,其繁荣程度更远超过东市,因此又有“金市”之称。而作为帝国最高权力机构驻地的大明宫更有唐诗证其繁荣辉煌：“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三、唐代社会变革的表现和盛因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这种现象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可以说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极为发达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又因其承袭并突破六朝之后文化的融合而形成的“唐文化”即“兼容包蓄”，已然达到一个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国封建文化高峰期。

“天宝之乱”以前的唐帝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强势的稳固上升时期。整个国策，在政治模式上又信奉“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有足够的自信心，兼容并包、百花齐鸣。经济上更是奉行开放互市、互利的对外贸易之策，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封建体制中实行对外开放策略最为完全、彻底的时代。

从对西安城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见，唐代长安城经济一派繁荣，政治清明是化交流兼容并包的结果影响；也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与商业互动、留学等长期活动结果造就。

不少的外国人长期或世代定居长安，一些更是参与唐代的科举应试，入仕为官，如后来的高仙芝等。来自各国的商旅、学者不断加强了唐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贸易互通，文化交流，使得唐文化远播海外，大大的提升了唐帝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认知度。

▇ 唐长安城复原效果图（部分）| 来源：网络

四、唐长安城繁荣的终因

（一）唐的政治统一和包容的民族政策

唐自高祖取隋而代建国，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历经二十一帝。但唐初的社会稳定，和初期的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使得唐初到其统治中期，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唐高宗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公元690年，武则天以周代唐，都洛阳，史称武周。

705年，“神龙政变”后，中宗恢复唐国号。“唐隆政变”后，睿宗复位，712年让位于李隆基（即唐玄宗），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国家人口达到八千万上下，可以说是唐帝国的鼎盛时期。

政治的清明，使得经济发展能得以持续，生产力足以迅速提升，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稳固上升，国富民强。

在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了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来自异域的文化也对中原文化的发展在不同方面产生极大的促进；“唐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成熟的阶段，任何外域文化传入中国，都没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为一种新养料注入唐文化的整体内。

唐代外域文化在中国的流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没落，相反，是因为它正在高度繁荣，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的新成分，有抉择的损益取舍，经过汲取发扬，愈益显得丰富多彩。

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得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6]

（二）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科技的发展与提高

唐太宗从隋末农民战争中认识到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吸取隋亡教训，重视百姓生活；专于吏治，选贤任能，识人善用；奉行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使得社会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疆民族风俗，促进了民族融合，稳固边疆。

在他的统治期间，经过君、臣、民的共同努力，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

▇ 唐·长安城繁华景象复原图

唐代的科技水平较之前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初期为了恢复社会经济鼓励农耕，鼓励商贸活动；沿袭改进科举选仕制度，政府获得大量人才，并留用部分前朝有名重臣，迅速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冶炼、制造业的磅礴发展为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后盾；手工业的兴盛促进商业发展，对外贸易也是一派生机勃发，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往来和输出与引进融合，使得唐的政治经济得以更加稳固和前进。

长安城的兴盛及至与繁荣，一度达到极致；这座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文化与经济模式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王公贵族，达官士人夜夜歌舞笙箫，文人墨客也皆聚集于此，“曲江流饮”的传说更是远赴盛名。

诗人刘沦在其诗作《及第后宴曲江》中对于“曲江流饮”的描写更是应景：“及第新春造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萧声拂御楼。雾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附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阳香车似水流。”

中宗时，政府为了表示对新科进士的祝贺，在都城东南的曲江池，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聚会，新科进士在此借助酒兴，将心中满意之姿，洋洋得意之情，在诗词里尽显。如孟郊所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代长安聚集着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各国人，盛况确实是空前的。”外域文化的传入，带给这座都市每天都是耳目一新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外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他们心智的新见闻，新思想。

长安城成为当时国内、国外各色人聚居的大都会；除本地的汉族居民而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是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场面。”[7]

（三）长安城重要的交通位置

唐朝对外交通发达，长安是陆路交通中心、国际性大都市。秦汉时期长安城已经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给隋唐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隋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国家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也都有往来。范围之广，历史少见；而且这些交往并不因中国发生内乱而中断，有明显的连续性。如日本连续十三次派出遣唐使，交往领域全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往渠道众多，有官方外交往来，公派及民间留学，国家间及民间贸易，佛教的传播等。

以贸易和佛教为纽带，交往内容广泛；中国制度、文化、生产技术等输出为主，推动了各国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外国传入外域特产、物种、艺术，丰富了唐人的社会生活。通过不断交往，形成中华文化圈，以唐朝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为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带去深刻影响，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简版）参考文献：

[1]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06期

[2]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06期

[3]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06期

[4]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06期

[5]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06期

[6]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07,四册P398、415、417

[7]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07,四册P398、415、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