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夏天，清华大学古月堂，即将去河南安阳殷墟考察的历史系高材生夏鼐，和自己的好朋友，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在畅想着未来。“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作为明史的研究专家，吴晗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挖十三陵。说到这里两人相对一笑，握手言别。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这句无足轻重的玩笑话，竟然一语成谶，并引发了一场纷争。

1955年，吴晗撰写了《关于发掘长陵的请示报告》，报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挖不挖皇陵，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方，当年的同窗好友，已经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反对得最坚决，他和郑振铎一起找到吴晗要求收回报告。

吴晗坚持发掘长陵，主要还是从历史研究方面考虑的，在他看来，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发掘长陵之后，可以通过明成祖朱棣的随葬品，拓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而且可以待文物出土后就地建设博物馆，供市民观瞻，丰富业务文化生活。

郑振铎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坚决反对发掘，他说，我们目前的考古水平还难以承担起这么规模巨大的陵墓发掘工作，而且在出土文物的复原、保存方面技术也不过关，长陵势必会有数目惊人的随葬品，如何保存这些文物，就连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老同学夏鼐则是旁侧侧击地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目前全国上下大搞基建，考古人员是严重不足的，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手配合基本建设都已经捉襟见肘，又怎么能主动发掘长陵呢，老吴，你还是清华园那个老吴吗？

三人争执一下午，没有定论，但是力主发掘长陵的吴晗主意已决，就断不会改变，他找到了郭沫若等好友继续对发掘长陵进行论证。最后支持发掘的一方占了上风，国家同意了吴晗等人的请示，并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还是郭沫若领衔。

这就有意思了，发掘长陵既然是吴晗推动的，为什么无论是请示报告，还是工作委员会，都是郭沫若排在第一呢？其实这主要是因为郭老在文化界的地位决定的，他在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不要说当时，就是放到现在来说，都无人可出其右，所以郭老领衔发掘工作，更多的是体现对郭老的尊重。

后来，由于阴差阳错，试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万历皇帝的定陵最先找到了突破口，发掘的对象从长陵变成了定陵。万历，这个一向以消极怠工，深居后宫20多年不上朝的皇帝，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也终于可以出来“透透气”了。定陵发掘出土了无数精美的文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正如反对者而言，相当数目的文物，如丝织品等等，因为技术的不成熟，出土时迅速风化腐烂，殊为可惜。无论作如何结论，把郭沫若说成发掘皇陵的最大推动者，是不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