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定洲覆灭了，沐天波、杨畏知等人也加入了孙可望政权，虽然是暂时的，但无论如何，云南要安生好长一段时间了。

实际上，早在沙定洲被处死的第二年元宵节，省城昆明就出现了如此的景象“己丑（1649年）元宵，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仿佛仍在太平之世，哪怕最后到永历朝廷覆亡前夕的1658年，云南依旧是“兵民忙忙过岁，戊戌元宵仍放灯火花炮，甚似太平”，也就是说，从1649年到1658年，云南人民度过了十年相当惬意（相比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生活。

正如前文所说，虽然大西军再进入云南之初，实行了非常严酷的统治，掠夺人民的窖藏的粮食，甚至于屠宰牲畜作为军粮，甚至于进行了3到4次的屠城，但至少在发动对于沙定洲政权的决战之前，大西军的军纪是有明显好转的，李定国围攻佴革龙老寨期间，曾经在省城昆明大量雇佣民夫搬运粮草以及辎重，并且给予丰厚的赏银，然后夫役们乐于搬运而不知劳苦，当然啦，老百姓这么愿意给大西军干活，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给的钱多，但是这里也反映出双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在逐渐缓和的。

沙定洲覆灭之后，云南迎来了短暂的安宁。孙可望等大西军头目也开始了对于云南的治理。首先，严明军纪，严禁军队骚扰百姓，干扰正常的生产生活，对于犯罪官兵严惩不贷。当然了，乱世之中之所以存在弗兰肯斯坦式或者是左良玉式的蝗虫军队，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队自身的建设不够，不要说武器装备，连士兵自身的口粮都无法满足，那自然是走到哪，哪就遭殃。而在云南之大西军，在消灭沙定洲残余势力的进军过程中，做生意的平民就在军队经过的道路旁摆摊，有卖酒卖肉之人，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有士兵胆敢“吃瓜不给钱”苦主必须立刻上报军官，严惩肇事士兵，如果苦主不上报，那么也会被连坐。如此严明的军纪，相比于崇祯年间的各路流寇以及同时代的明清两军，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孙可望时代的大西军的军队建设，在明末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早在佴革龙老寨决战之前，孙可望就设军器制造局，把工匠全部招入局中，如果有士兵的盔甲冷兵器或者火器损坏，写明自己的营头队伍以及姓名，三天之后便将损坏之武器盔甲修好。同时，给士兵的家眷每人发一御寒之袍，没有家眷的士兵可以领到一件御寒之袍，大帽一顶，鞋袜各一双。对于土地，则是将云南府属土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亩岁纳谷一石二斗”派人“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其剥削情况大概是官四民六。

但总体来说，农民的负担还是很沉重的，但在明朝以及封建社会的其他时代，重要的问题在于，官家在理论上如何农业分配收获的成果，比如，在理论上是“官三民七”，可问题是官府未必能征收到三成，而绝大多数的自耕农也未必能保住自己剩下的粮食。但孙可望政权保持了一个相对沉重的剥削比例，却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除了之前沐氏以及沙定洲的统治过于惨不忍睹之外，还有就是孙可望政权自身的行政效率。贪婪害民者，只要发现立刻就被处决，比如姚安知府谢仪“贪酷”，孙可望派人前去捉拿，将其在官署前斩首，各地贪官污吏噤若寒蝉。

同时，孙可望开广开言路，设立登闻鼓，如果各地的行政有不便于民者，接受意见之后立刻处置，地方的绅士军民均可进言，哪怕进言者的言论荒诞可笑，也绝不追究罪责。多管齐下，保证了孙可望政权在云南的行政效率，保证了分配的相对均匀，这比原先明朝沐氏统治期间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的反抗日益激烈的窘境强了不知多少倍。

除了以上这些，孙可望政权在云南还大兴水利，铸兴朝通宝钱，保护民间的贸易，大兴采矿业，整个云南生机勃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为日后永历政权抗清义军牢固的根据地，成为明朝最后的希望。而这一切，当时的大西军“话事人”孙可望功不可没，如果最终大节无亏，孙可望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南明王朝的诸葛亮。

永历皇帝在1662年于昆明被清军杀害，李定国同年也病死于景线，先葬于今天的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李嗣兴降清之后，李定国被改葬于顺天芦沟桥西湖家港。但西双版纳勐腊葬地遗址尚存，村民逢忌日便祭祀之，祭品有猪肉，糍粑等物，其庙曰“汉王庙”，其遗址至今犹存。如果孙可望最终的结局不是阴谋犯阙，兵败降清，最终不明不白的死去，恐怕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然而，孙可望最终抑制不住内心对于权力的渴望，毅然决然对永历皇帝举起了反旗，然后被昔日的兄弟打得落花流水，灰溜溜的跑到了清朝一方，做了个有名无实的“义王”成为清初少数几个汉人王爷之一，但最终他的子孙还是在乾隆年间被满清统治者抛弃。

可能要做诸葛武侯式的人物，真的太难太难了。

从给人赶驴的小儿、流寇中艰难背负大锅的少年，到张献忠义军中的骨干，再到呼风唤雨的永历权臣，战败后苟且于清廷卵翼之下，最终被满清统治者无情地抛弃，在300多年的沧海桑田之中，只留下了一个孤独的背影。风一次又一次地吹过这片红土地，雨一次又一次地滋润着这片红土地，而昔日的功勋，却也永远不曾被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