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灵丘县的平型关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此役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胜仗，也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此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涨军心士气，一时间海内外贺电如雪片般飞来，一一五师上下笼罩着兴高采烈的氛围。

然而就在这一片祥和之下，有一个人却从战报上敏锐察觉到一一五师隐隐出现的一些不良习气：军阀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

这个人就是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

平型关大捷不久，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黄克诚到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带休整的一一五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

黄克诚到五台山时，这支部队还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然而，黄克诚并没有因为这是胜利之师而另眼相看，他带领工作组上上下下又是检查又是座谈，细心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大家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看到这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身上的光环的同时，敏锐地看到了这支部队里隐约可见的别人还没有看到的问题：由于取消了政委制度，部队作风虚浮，部队党委会成了军事长官的一言堂，军事长官的副官说话比副长官还吃得开，已经初步有了军阀习气的苗头，长此以往，将贻害无穷。

黄克诚回到总政治部后，向任弼时汇报了这一情况。

任弼时听了黄克诚的汇报之后，很是赞同他的看法，当即指示他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和建议起草了一份报告，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的名义上报了党中央。

毛泽东看过报告后，深以为然，当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不久之后，部队就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在全军开始反对军阀主义斗争。

上述建议是黄克诚戎马生涯中对全局性工作的第一个建设性意见，我们从这一建议中时隐时现地看到了他的高人一筹的大将之才。

提议恢复政委这件事，让中央领导认识到黄克诚不仅率兵打仗是一把好手，抓政治工作也同样高人一着。

在恢复政委制度后不久，黄克诚又回到了一一五师，担任三四四旅政治委员。

三四四旅给黄克诚的第一印象是：这支雄师劲旅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这支部队长期以来远离党中央独立作战，久而久之，虽然越战越勇，但也渐渐滋生了目中无人的山头主义，对从中央派来的领导干部不怎么买账，即使黄克诚来了也不例外。

由于黄克诚初来乍到，指战员们对他不熟，天然地对他这个政委抱有排斥心理，客气中透着疏离，有时候甚至在工作中刻意为难人。

这种事情往小了说是没有眼力见，往大了说则是无组织无纪律，怎么借题发挥都不为过。换了别的人，直接对三四四旅上下进行一番整顿也是应有之义。

但是，黄克诚没有这么做，他觉得靠高压的手段去制服下属容易伤感情，就是大家表面上服了心里也不服，这样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今后开展工作。

走过长征路的他对眼前的景况采取了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他多听多看，关于军事问题轻易不发表意见，诚恳对待三四四旅的指战员，指望用耐心感化他们。

然而，还没等黄克诚和大家搞好关系，部队在对日作战中却接连受挫。

三四四旅的特点是狂打猛冲，作战勇敢。此战法对付国民党军队很有效，但对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就不怎么见效了，甚至还常常吃亏。

1937年底到1938年初，三四四旅奉命开赴正太路以北开展游击战争时，与日军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战斗，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一次是在盂县的牛村打的。虽然歼敌一部，但部队本身的伤亡也不小，可谓得不偿失；第二仗是在平山县的温塘打的，当时旅长徐海东肺病加重，咯血不止，此战由黄克诚亲自指挥。

这是黄克诚来到三四四旅后第一次挂帅，原计划将日军侵入温塘的500余人全歼，但由于各部配合的不够好，未能一鼓作气将敌击溃，主攻部队反而遭到由平山增援之敌重炮的猛烈攻击。

刚刚开始抗日战争缺乏避炮经验的这支红军部队伤亡较大，主攻团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不幸阵亡。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接连受挫，在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士气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一起团长率部叛逃国民党军的大事件。

叛逃事件发生在1938年的3月，徐海东、黄克诚奉命率部南下，进入太行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

南下途中，徐、黄二人率六八八团、六八九团走在前面，六八七团收尾。

这一次的行军路线不近，部队要走好几天，沿途都是解放区，没有多少敌情顾虑，因而徐、黄两位主帅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

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边，边走边议，合计着每日的行程和到太行山后的行动部署，议到高兴处，便高声笑了起来。

主帅的心情好，部属自然受其感染，心情也都极好，行进的队伍里有的说一个笑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有的吹几声口技，惹得山林中的鸟儿也跟着叽叽喳喳乱叫唤。

大半天已经走过去了，徐海东好似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早已偏西的太阳。黄克诚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问道：

“该让部队休息一会儿了吧？”

徐海东会意地笑了。徐、黄二人尽管走到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互相配合的已有了几分默契。

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随即转过头去，向后喊道：

“休息了！”

于是乎，一声声“休息”的喊声一个接一个向后传去。

尽管走在最后的六八七团距离稍远一点，但是，也并没有引起他俩的警觉，他们只是觉得休息起来后让六八七团往前赶一赶，不要落得太远。

然而，就是在这一次的休息途中，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以看地形为名把连以上干部集合起来带到一边后，宣布了一个让大家目瞪口呆的决定：投降国民党。

张绍东的话音一落，团参谋长兰国清立即表态道：“同意团长的决定。”

接着又有一个营长和几个连长表态跟着团长走，显然他们是提前商量好的。

然而曲高和寡，应者寥寥，绝大多数干部都沉默不语，张软硬兼施，也难以动摇大家的心，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异口同声地对张绍东的错误决定进行了抵制。

张绍东一看形势于己极为不利，愤愤道：“那好，看在大家一起多年出生入死的份上，我不勉强各位，愿意跟我走的我们走，不愿意走的可以回去。”

就这样，三四四旅发生了团长带着少数干部投靠国民党军的事件。

张绍东事件，虽然对三四四旅的战斗力未造成多大损失，但影响却是极其恶劣。说小点是给三四四旅抹了黑，说大一点是有损八路军的声誉。

就个人而言，等于别人在徐海东旅长和黄克诚政委脸上扇了两耳光，面子上挂不住呀！作为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尤其如此。

其实，中央红军自从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历来被喻为党的生命线的政治思想工作明显削弱了，山头主义、军阀主义等倾向均有所抬头。

后来虽经黄克诚建议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但是所造成的后遗症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根除的，张绍东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后遗症的严重表现。

黄克诚暗自下决心了：一定要尽快把部队的政治工作抓上去。

徐、黄二人率部在太行山南段当了半个月的“铁道游击队”，对侵入晋东南的日军后方运输线进行了重点破坏，加之一二九师也在这一带破坏日军的运输线，犒得日军苦不堪言。

4月，日军为解除后顾之忧，调集了3万余兵马对晋东南地区大举进攻，称为“九路围攻”。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也都驻在太行山里，三四四旅遂根据总部命令和一二九师、山西决死一、三纵队等部，联手粉碎敌之围攻。

三四四旅的具体部署是：徐、黄二人率所属第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在内线广泛开展游击战，第六八九团在外线打击敌人。

至月底，敌人的围攻才被粉碎，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十余座县城，不但巩固而且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期间，三四四旅参加战斗多次，比较大的有三次，是在武乡、裹垣和长子附近打的，都打得不错。

6月底，八路军总部获悉日军第一零八师团主力沿晋城至曲沃大道西进，驰援沿同蒲路继续南犯之日军，遂命正在长治休整的三四四旅在晋城以西地区截击西援的日军。

徐海东、黄克诚受命后率第六八七、六八八两个主力团于7月初进抵阳城以北位于沁水河畔的町店地区待敌。

6月6日，日军走进埋伏圈。

日军是中午时分坐在十余辆大卡车上优哉游哉地来到町店的。盛夏的大太阳当顶照着，热烘烘的气浪迎面扑着，在汽车上摇晃了一个上午的日军忽然看见这么个有水有树的地方，兴奋得嗷嗷乱叫。

他们丝毫都没有察觉到八路军早已在他们的四周举起了长枪短炮。

徐海东、黄克诚伏在山上的指挥所里观察着河边日军的一举一动。

一切和他们设想的几乎一模一样，载着敌兵的汽车缓缓开到河边树最多的地方便停了下来，车上的日本兵叽里哇啦地喊着、叫着纷纷跳下车来。

有的找个树阴就地一躺，有的跳到河里冲凉，各式武器在河滩上这一个那一个地乱扔着。

伏击开始，毫无戒备的日军被四周突然而起的枪声吓愣了，看着纷纷倒地的同伴不知所措。

不过，这些训练有素的东洋人很快镇定了下来，穿裤子的没穿裤子的没费多少时间就都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并进行还击。

我军倾泄过一轮子弹后，便按照以往的战斗经验，端起刺刀朝日军阵地冲了过去。

然而冲到日军跟前他们才发现，小鬼子并不像国民党军，他们的战斗意志非常顽强，刺刀也练得非常纯熟，白刃战我军根本占不到多少上风。

就这样，三四四旅的优势荡然无存，好端端的一个伏击战变成了势均力敌的白刃格斗。

后面的结果不言自明，三四四旅除了开头居高临下多打死了几百日军外，后来也是伤亡不小。

这场刺刀战从中午一直拼到晚上，此时敌人的援兵赶到，三四四旅只得撤出战斗，此战日军伤亡500余，三四四旅也损失了近三百名战士。

事后黄克诚做战斗复盘时后悔不已，如果当时不急着冲上去短兵相接，而是持续用迫击炮和机关枪扫射伏击圈里的日军，待给予日军重大杀伤后再冲上去，就能避免很多伤亡。

町店一仗没打好，加之前些日子出了那个损失不大但影响很坏的叛逃事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特地派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自赶来三四四旅。

很少发火的朱老总这一次火气极大，一见徐海东就是一顿猛训。

徐海东的身体本来就极差，东征西杀遍体鳞伤不说，此刻肺病相当严重，经常咯血不止，朱老总一顿猛训，他心情不畅，当晚又咯血不止。遂请求到延安治病和学习。

征得朱老总同意后，他将报告打到延安，毛泽东用八字作答：安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回延安养病后，中央特地调杨得志为三四四旅旅长。

在朱老总的指导下，通过总结前段时间吃亏的经验教训，三四四旅的上上下下对战略思想及战术指挥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

不久，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太行山和中原大地上开展游击战争去了。

等到北风呼啸雪花飘零的时候，三四四旅不但给日军以有力打击，成了侵略晋东南日军的心腹之患，更为重要的是自己发展壮大极为神速。

这时候黄克诚凭着他的真诚和能力，威信日涨。

1939年初，黄克诚又在太行山区用开党委扩大会的方法对所部团以上干部进行了一次教育整顿，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至此，黄克诚便成了这支有着许多优良传统的部队的真正的主将了。

他和杨得志一起带着三四四旅在太行山一带东拼西杀，打日军，除汉奸，对付国民党军队。可谓屡战屡胜，名声日隆。

1940年初，三四四旅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辖四个旅。

起初中央要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但黄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建议司令一职请中央另派人选。

不久，中央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来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后来左权又回八路军总部任职，司令员一职由杨得志继任。

这一年的夏天，八路军第二纵队已发展到两万之众，黄克诚这时候向中央提出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

他考虑到光在太行山打转转不是上策，遂建议中央：将第二纵队分成两部，由他和杨得志各带一部，一部继续在太行山坚持战斗，一部越过陇海线，向华中发展。

不久，中央电示黄克诚率新二旅及三四四旅等部共12000余人开赴华中，中央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华中是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

无独有偶，就在中央发布调令一个月后，也就是1940年6月，远在苏北的中原局书记胡服同志也致电中央：请令黄克诚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

把中央命黄克诚开赴中原和胡服同志给中央的电报两相比较，可知1940年前后的黄克诚无论是在党中央还是中原局的心目中都是十分重要的。

后来的国家主席胡服同志自然知道黄克诚的能力。

长征时期，胡服同志曾两赴红三军团任职，一为政治部主任，一为政委，黄克诚的才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当时的皖东北，面前是日军，背后是国民党军队，是个夹在敌伪顽缝隙中的地方，此地情况复杂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没有得力干将无疑极难生存和发展。

鉴于苏皖地区复杂的敌情，以及国民党方面越来越不加掩饰的反共意图，胡服同志急需一位既有大局观又能领兵打仗的将领来协助自己。

所以他向中央点名要黄克诚。

事实证明胡服同志的警觉性是极其敏锐的，因为此时距离皖南事变的发生满打满算也只有半年出头。

不过，此时此刻的黄克诚并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正率部与石友三部苦战，歼灭了石友三主力之后，他便于6月初按照中央的指示率部挺进中原。

6月下旬，黄克诚在豫皖苏边区的新兴集与另一位著名的将领走到了一起，这个人就是彭雪枫。

6月27日，根据中央指示黄部与彭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为司令员、黄为政委、张震为参谋长。

此时的黄克诚并不知道中原局书记胡服同志正焦急不安地等着他的到来，等待着他赴皖东北统一指挥。

两天之后的6月30日，胡服同志的电报就出现在了黄克诚的面前。

刚刚联手的彭、黄两人都不想分开，他们正合计着如何在中原大干一番。于是，他们二人联名复电中原局，希望能暂时留在中原。

然而已经认定了只有黄克诚才能应付得了皖东北复杂局面的胡服同志哪里肯作让步，他遂于7月15日、17日、18日三次来电，催促黄克诚速度率部东进皖东北。

当然了，胡服同志并不是让黄克诚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东去，而是要他带上自己的部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皖东北十分复杂的局面。

他曾在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我们完全可以从“否则不能完成任务”这句话，看出黄克诚去皖东北任务之艰巨。

然而，当刚刚与黄克诚走在一起的彭雪枫知道挽留不住这个短暂的搭档时，流露出了自己的难处：原来的部队太少，希望黄不要把带来的部队都带走，能给他留下一点。

黄克诚对此十分理解，因为他觉得彭的兵力也确实少了点，尽管他的兵力也不多，但是总比彭的情况好一些，因此，他二话没说便将所部的主力旅三四四旅留给了彭雪枫。

事实上，黄克诚这种高风亮节的做法并非第一次。

此前黄克诚遵照中央的命令率部从太行山进军中原途中，继续留在太行山的杨得志来电说，希望黄克诚再能给他留下一个营时，黄克诚又把一个主力团给他调了回去。

后来黄克诚到苏北后，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在对敌作战中失利，伤亡惨重，黄克诚考虑到自己所在的新四军第三师整体实力强于第四师，遂主动建议用所部建制完整的第九旅与其对调，此事得到了新四军将士的高度评价。

黄克诚不是不考虑自己的困难，不过他更考虑的是别人的困难，是大局。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是一切从大局出发，从整体利益着眼。只要是对大局有利，对整体利益有益时，即使自己的局部利益受损失他也在所不辞。

1940年8月7日这个秋阳酷烈的秋季，皖东北的人们看到又有一个人带着一支部队来了，这个人除了那副眼镜有些引人注目外，看上去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如果不是他的身后跟着一支队伍，说他是个穷教书先生，一点也不会有人怀疑。

不过，皖东北甚至苏北的寻常百姓和各路“好汉”们很快就会熟知这个其貌不扬的人的名字。

一向雷厉风行的黄克诚在到达皖东北后的第三天，即1940年8月10日，他就不顾路途的疲劳，风尘仆仆地来到当时在盱胎县的中原局驻地向胡服同志报到。

二人都不是客套之人，见面之后略作寒暄，即转入正题，研究起了苏皖地区我党军队的编制、统一指挥问题。

黄克诚这时候从胡服同志的情况介绍中才知道了目前云集于皖东北的我党部队主要有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彭明治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钟辉、韦国清等人领导的山东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江华率领的苏皖纵队一部。

当时，胡服同志深感皖东北及苏北根据地的重要，虽然一时间调往皖东北的部队可谓不少，可是没有一个理想的指挥员去统率。

于是，他选中了黄克诚。现在，黄克诚终于来了。

没过多久，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我党部队约两万余人，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时隔不久，八路军第五纵队除留下少许部队在皖东北坚持战斗外，黄克诚率主力开赴苏北。

至此，黄克诚戎马生涯中又一个最重要的时期开始了。